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是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等等的有机结合，是一条高品质、可持续的新发展之路。如何破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认为关键词在于两个字：协同。
“其实在全球城市化的早期，国际城市规划领域就有一个公认的观点，‘城市的希望，在城市之外’。”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尹稚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说，城市未来的希望在于“协同”。在尹稚看来，体制机制的“一刀切”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协同，导致了城市间更加强调竞争，也导致了“千城一面”现象。
解决“协同”发展的问题，就需要实施差异化的政策管理，避免城市在“一个模子”下生长，实现“千城千面”、多元互补。
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发展应着眼于四个层面的“协同”
在尹稚看来，中国城市的发展，要解决四个层面的“协同”。
首先从时代大背景着眼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全球的城市化进程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是在一个串联式发展的节奏下循序渐进。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生态文明时代进入了高潮期。在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信息化等等工作重心几乎是同步推进的。城市是这些时代重任的空间载体，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化需要“多化协同”，此为其一。
其二，不同于乡村的“熟人社会”，城市中的人际关系是陌生人间的协作，这就需要共同的行动纲领，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共同的道德准则，来构建人与人之间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的生存环境，这正是城市治理的核心。这是城市发展要解决的第二个“协同”。
第三个“协同”，尹稚提到了区域协同。中国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通常已经是500万到甚至2000万以上的人口规模。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摆在中国城市面前一个特有的挑战。
“如果从一个超越行政边界的都市圈或者城市群的尺度来讲，其实中国城市还不够大，密度还不够高，但是如果把这个城市只看作一个核心主城，那么这些核心主城的密度强度已经超载了。”在他看来，大量的功能集中在中央主城，就是因为主城与周边新城缺乏协同，中心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乃至乡村地区缺乏协同。中国推出城市群战略和都市圈战略，既有发展的需求，也有缓解和治愈大城市病的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动能会在更广泛的地域上延展开来。让这些势能有更好的空间分布，就是区域协同发展要解决的问题。
而第四个要解决的“协同”问题，是城乡协同。尹稚认为，一方面要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如何进城的问题，也就是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则要解决城市资源如何下乡的问题，让城市的资源有合法的渠道，合理的途径，回到乡村地区去。“当这样一个城乡双向的链条重新被建立起来，并正常运转的时候，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复兴”。
二、解决“协同”问题，在于实施差异化的政策管理
当所有的“协同”问题被厘清，就需要从根源上探讨解决之道。
在尹稚看来，所有“协同”的推进，都需要一套差异化的政策体系的保障。要因地施策，因城施策，实施差异化的政策管理。
“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与城市之间更强调竞争”，尹稚认为，包括中国城市会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城市都在“一个模子”下生长。无论是各种社会经济指标的统计，还是各类评价考核的标准，都是以一个封闭的行政边界来作为核算单元的。包括税收政策，财务政策，甚至是干部考核制度，所有的指标体系一刀切，就会导致不同城市只有一个模子，导致不同城市“各扫门前雪”，缺乏协同理念。“但是到目前为止，体制机制的设计上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呼吁未来要解决的问题”。
在尹稚看来，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功能，中等城市有中等城市的功能，小城市也有小城市的职能。彼此地缘环境、生态条件不同，可以各自发展出相对优势的职能。
未来要实现的方向，也正是大中小城市差异化发展，实现真正的协同，打造生活条件、创业条件，以及代际传承条件更好的城市群。城市群之中，既要有能够支撑中国参加国际竞争的“发动机”地区，也要有支撑人们养老、休闲、娱乐、接近自然、享受自然的地区，让不同的城市具有多元化的职能。
如何探索设计差异化的政策体系？尹稚举了个例子，“差异化税收”。假设一座城市的核心区鼓励发展金融产业、实体经济，可以对于鼓励发展的产业降低税费，对于不鼓励的产业提高税费，引导产业转移。包括对配套实施、服务资源等，也可通过调节税费、供地价格等方式引导分散化布局。
“若能够真正以人民为中心，认认真真考虑不同人群的需求，并且形成一种需求与供给之间有效协同关系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不同地区的城市群都会找到具备各自相对优势的发展路径”，尹稚说，那个时候，城市间、区域间才是一种真正和谐的关系，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繁荣的关系，而不再是大家在同一路径、同一范式下的恶性竞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