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发展，应当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来看待它。从新中国成立定都北京开始，北京市作为中国首都的城市发展，其实与我国在各个特定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是高度吻合的，同时也与我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相吻合。
应当说首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处于引领中国发展的大时代前沿，并承担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使命。每一次发展重心的调整和变化都与大的时代需求密切结合，也与不同时代提出的发展诉求密切结合，所以首都永远没有限制发展或者是不发展的问题，永远是在发展中不断地反映时代需求和诉求，来寻找适合中国治理特色的发展路径。
回过头来看，在发展过程中因为时代的变化、发展诉求的变化，可能每一轮的发展都会有巨大成就，同时也遗留下了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但显然这些历史问题的解决都是在新一轮发展路径的制定和对新一轮发展前景的认知当中去改进和解决的。所以，要坚信在新时代、新标准、新要求的大背景下，仍然要靠发展的理念来解决我们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停滞某一类的发展，停滞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任何一个国家首都城市的发展，其实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不以个人的好恶和偏好为转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首都而言，国家的管理职能、国际性的重大职能以及其应该承担的区域发展责任和地方治理责任在首都城市叠加形成多元治理体系。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走一条复合功能型首都的发展道路，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动摇的。
在西方的发展历史上，也有去中心化、弱化中心的一种发展路径，比如高强度地拆分首都职能，把首都变成一个单一的政治中心。但这与有关国家的联邦治理体制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显然不可能走这样一条道路，在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进程中，作为国家形象代表的首都，客观上要求其具备更强有力的高效政府运作水平，在政策制定、政策实施中发挥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从这方面来讲，是对政治中心职能的进一步优化和强化。
其次，随着中国在国际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北京需要承担的大国首都的国际治理职能将会迅速增长，需要以首都为核心，产生更多国际上需求的公共产品的输出，这些都需要空间资源加以支撑。
再次，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与北京文化中心的定位也是密切吻合的。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发挥好中国的软实力，首都的文化职能是其他城市难以取代的。
最后，首都要不要一套发达的经济系统，其实一直是近几年北京市发展当中的困惑和争论。我的看法是北京可以在四大中心的定位中不谈经济中心的问题，但是一个首都城市仍然要具备发达的经济系统，是大国的经济中枢，仍然要具备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技术产业、全面的公共服务设施支撑和高效的经济创新机制。这应当是当下这个时代新旧动能转换当中的客观需求。如果离开了发达的经济系统，首都所依托的城市很难做好四个服务。所以客观上讲，四大中心的职能其实是需要相互协调的，共同促进首都城市的综合性发展。同时只有首都有了更好的发展，有了更好的经济实力、财税能力，经济结构和层次的逐步上升，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好四个服务。
当下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双碳”发展路径，以及对共同富裕终极目标的追求，都对首都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要求。为了回应这些新要求，作为一个首都城市，应当为北京赋予更多的动能，同时也会产生更多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仍然有其他地区不完全具备的综合性优势。新旧动能转化其实就是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化，同时科技创新也必然使得经济的增长更加符合“双碳”战略的要求，以及与国家治理理念的结合，价值观导引的结合，也更加符合共同富裕这样一条发展路径的要求。
从近几年全国的发展状态分析，无论是从投资联系角度，还是从科技成果转移和转化的关联性，还是从高素质人才的全国性扩散去看，北京的首都地位是实实在在的。不要紧盯着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来看这个问题，而是应当放到一个国家经济版图、社会治理版图、科技创新版图以及文化培育版图，去看待首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作用，以及确立其未来的发展重心和最终追求的发展地位。
我们要认识到首都的价值不仅仅是区域级的合作，如果只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来看首都城市的发展，我认为这个想法有点太近域化，太局限了。应当看到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所崛起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最近刚刚列入国家第四增长级的成渝地区，其实与首都的社会交往联系、国际交往联系、科技创新联系、资本投资联系，以及社会治理之间相互借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首都的城市发展，如果说要疏解一部分首都职能，应当放到一个全国的尺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才更有价值。还应该考虑首都全球治理职能，处理好从全球到全国到区域这三个层面的广泛资源合作、资本合作、市场协同、社会治理合作，才能使首都变得更强大、走得更远，使首都城市能级和首都职能能级有更高上升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