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面前，对韧性城市的研究应该从哪些维度去开展？其基本对象的界定、适用边界把控、核心认知的共识是怎样的？
问：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对未来韧性城市规划有哪些启示？
尹稚：城市规划工作目前正处于变革时期。传统城市规划工作框架正在融入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之中，并会成为这个新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国土到基层社区继续发挥其十分重要的工具理性的作用；而发轫于十多年前的城市规划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探讨则正在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革之中，其悠久的意识形态传统得以复兴，并成为事关人居环境质量的公共政策形成中的重要参与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规划这个学科的地位在提高，施展其学理能力的领域在扩大，而具体的从业者既会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更在决策形成之后的行政过程中继续扮演“技术官僚”的角色，主导更多落地实践的机会。同时规划师也会成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倡导者、沟通者和传播者。理解了这些变革才能有针对性地谈启示在哪里。
首先疫情是对国家治理城市治理和基层社区治理的一次大考，而不仅仅是对城市建设的大考。从这个视角去看启示是很重要的。我讲三点：
一、在公共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中，规划师为决策者提供相关决策所需的信息和智能服务，这包括事实数据的精准汇集，针对问题数据集的有效组织，基于专业逻辑数据分析链的建构，以及对跨专业和行业的分析结果做出来自于自身专业知识背景的相关判断。记得当时我提出的目标是“契合精准是本事，宏观粗算，微观细算，长时重趋势，应急重要点”。契合强调的是你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实践中遇到的真问题，而不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假想敌”。各种“算”的目的也不是“炫技”，不是为“技术演习”的逻辑完美，而是够用、管用则好；同时强调慢变系统及长周期问题和快变系统及短周期问题要分开处理，“急活”抓主要矛盾，“慢工细治”抓广泛关联。
二、提供实施公共政策的技术性或政策性预案，当时提的目标是“可操作性是核心，一题多解是‘学霸’”，要看到到了预案应对阶段已不仅仅是决策方向问题了。这是一个把政治过程和行政过程进行有效链接的重要节点，是为实施公共政策做准备，事关社会、经济、环境的公共政策无不与空间要素相关。离开了空间要素，对位置、规模、质量乃至“品质”、“品位”的界定，很多看上去“很美”的公共政策预案就是一副只有成分，没有剂量的药方，是可以吃死人的；同时上述空间要素界定的缺失也使大量预想的公共政策变成了“空中楼阁”，找不到实施中的抓手和落脚点，成为典型的形式主义和空洞口号。还要看到的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规划师越来越具备更强的将人的活动系统、物的活动系统、开发建设系统乃至环境约束系统与空间要素建立对应关系和耦合关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标志着在对抗“城市病”的时候，开出的药方有了更多“药理”支撑，也会顾及“毒副作用”的削减。抗疫过程的回顾与总结对规划师而言也是一笔财富。
三、能随时参与公共政策的选择和执行，提出的目标是“有应变能力，当好实战参谋，升级参谋长时，恭喜你”，这个阶段是技术专家深度参与公共政策行政执行过程的时机，也是传统城市规划最擅长扮演的角色，我不用展开谈了。
其次，传统上城市规划善于观察和动手处理城市建设问题的短板和误区也在此次疫情中有确定性的和争议性的暴露，留给我们思考的空间能具体感受到的有几点：
一、医疗和公共卫生设施资源仍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建设标准仍然偏低，这次是靠医护人员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惨痛的生命代价熬过来的。当突发性传染病成为全球性挑战时(几大治理议题之一)，规划技术活动的应对是欠缺的。许多规划者分不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传染病治疗中心等医疗设施的功能和分工，“一刀切”地提出建设布局意见。至于发热门诊应有的负压病区独立空气调节等更细致的建设标准概念在传统规划项目审批更是少有涉及，在疫情面前城市的硬件能力评估中是人均床位数重要？还是人均医护人员数量重要？还是发热门诊分布数量和均匀度重要？我想许多规划师是一头雾水的。“短缺”是共识，但真缺的是什么？要做研究。
二、城市缺乏可以真正平战结合的开敞空间，受到城市土地开发逐利的压力，大中小逐级分布的露天市场几乎绝迹了。露天停车场也在逐步消失，这些平时看上去利用频率很高但又不那么“经济”的开敞空间，其实都是战时临时医疗设施(如战地医院)部署的最佳选址，就近有基础设施支撑，硬质场地易于保洁消毒，市场化的尺度等级分布和均匀分布就是天然存在的，可以应对市、区、社区对战地医院不同级别的部署，这显然比所谓“常备”战地医院的规划设想要实惠得多。当然征用体育场馆和会展建“方舱”医院也是个出路，但如果遇到的是级别高于新冠的更烈性传染病时，其部署和改造的代价会指数级上升。战地医院的单元化、可移动化和单元自执化是个趋势，城市规划更应重视的是开敞空间预留，而这种预留绝不是“低效闲置”，合理冗余也不是浪费。
三、居住类社区的规划导向会被重新讨论，居住类社区在疫情中成为了最基本的防控单元，其防控代价和难度，直接与规模大小、封闭方式、自我配套水平相关。但具体的结论这时候下还过早，疫情过后必然可以通过大量案例积累找到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此我很期待。
四、城市服务系统的公共性问题也会引发讨论，靠市场驱动当然极大地丰富了服务体系的多样性。市场驱动的电商在保证物流系统不崩溃，保障基本日常生活需求等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但以医疗、教育为核心的真正的“公共”需求确定不是可以靠市场驱动解决的，这也是当下城市生活的痛点，加大公共投资势在必行。
问：如果韧性可以量化，我国现在的城市韧性居于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方面有提高空间？
尹稚：疫情发生后，关于“韧性城市”的理念已被反复提及。确实这个概念在1999年最早被用于城市研究时就是从防灾减灾方面切入的。这个词被国人所熟悉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13年5月提出的一个城市发展项目——“全球100韧性城市(100 Resilient Cities)”，2014年四川德阳和湖北黄石正式成为全球第2批入选会员城市，2016年浙江义乌和海盐成为了全球第3批会员城市。这个发展项目是“通过为城市制定和实施韧性计划及提供技术支撑与资源，帮助世界各地的城市增加韧性，应对21世纪日益频发的自然、社会、经济挑战”。这个项目有其一套自成体系的状况判读标准，目标引导指标和结果评估标准。是规划界很熟悉的那种客观数据加主观权重的评价方式，篇幅很长，不列出了，可以上网自行查找，资料都是公开的，湖北黄石的政府总结报告也已经集结出版过了。
从全球会员城市的实践资料看，这个颇为“量化”的评估/评价体系的初始版是很“国际化”的，在运用中都必然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而且会员城市在应用中是针对城市特点有很多取舍自由的。所以可以看出这种评价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排序排名，所有城市的“打分”结果根本就没有横向的可比性，换句话讲这不是一场“锦标赛”，只是一项以应对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的实践激励。从一年多前我开始指导一位留学生做此研究，研究的就是所谓“国际标准”应对中国问题的“本土化适应性”探讨。可以回答三点：①“韧性”及“韧性城市”的理念生成及实践探索，中国和发达国家几乎是同步启动的，属即刻引进，无时间差；②到疫情爆发前，学术上对此理念重视和关注的学科有限，基本集中在与传统减灾防灾关系密切的土木工程、建筑、城市规划等；③在会员城市实践中涉及的内容更全面，但比较泛泛，从总结材料看形式大于内容。交差了，但是否有效无从判定（本来我的学生这段时间应在做现场深入调研，因疫情推迟了）。总体上看这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都只有很短的历史，假说多，预案多，但大部分还没有在真实的冲击面前被“检验”过。
在“全球100韧性城市”城市项目中，还没有一个是涉及大城市疫情背景下的研究和预案准备。如果网上流传的美国去年所做的以“病毒”输入为背景的“演习”是真的，那这是至今能看到的最大规模疫情冲击下的计算模拟演习。在“韧性城市”中加入疫情应对，对地球村成员而言是全新课题，任重道远，而且没太多国际经验可借鉴。
问：韧性城市是个宽泛的概念，它是政府、应急小组、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工程师、社会工作者等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寻求整体解决方案的目标。那么规划工作在提高城市韧性方面，应该承担哪些任务？扮演什么角色？
尹稚：韧性城市研究还是应有条理、有聚焦，这是国际合作的前提。
我是不支持把韧性城市的概念泛化的，显然韧性城市的研究应该从多学科、多视角、多尺度、多维度去开展，但对基本对象的界定、适用边界的把控、核心认知的共识还是要有的，否则就很容易形成鸡对鸭讲的局面，不利于学识的积累，很容易把科学的问题变成“辩论秀场”和“口水战场”。
在我的眼里这个理念是这样建构的：对象分二类：物质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韧性分三类：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物质环境韧性。追求的目标到目前为止有五个（以后还会拓展）：①强化系统内部联系与反馈作用达成动态平衡的能力，②强化系统内部子系统兼容性、替代性、削弱外部冲击的能力，③强化系统内部高效率的资源流动性填补缺口的能力，④鼓励系统架构扁平化使之具备灵活的适应能力，⑤要求系统常备一定的冗余，加大不确定性冲击下的缓冲能力。具体的策略预案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多一些：①从建筑到城市的多功能性探讨，这应了老祖宗对空间的那句话，空间为器，越简洁通用的器，其功能适用性越多样化。这是一种防止过度设计，防止过度定制化的建筑和城市建设思路，也是保留城市经济混合性和适度重叠性的思路，以加大抗冲击的冗余度。②功能的模块化和备用化，这个挺有意思。许多灾变情况下可移动性设施越来越受重视，比如：设备齐全的移动医疗方舱，平时解决的是城市以外乡村的流动医疗问题，灾变时则可排列组合成各种城市应急医疗基地。③社会构成的多样性。这意味着危机中解决问题的思路、信息和技能的多选择性，阶层和职业种类越单一的社群，在危机中的应变能力越差。④互联互通的各种网络强化方案。这不仅仅指实体网络的物理连接，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各种合作和协同行动网络的建立，包括真实社会和虚拟社会二个层面。⑤在他组织进程中包容自组织的价值。虽然城市规划主要提供的是他组织的工具，是追求效率和资源节约为导向的。追求城市各种结构的清晰化、精准化，但在危机时这种结构形态也是最脆弱的形态。相反自组织形态的复杂和不那么高效精准反而具有更好的抗冲击性，如我们喜欢的“烟火气息”就是典型的自组织系统为主形成的，不要把城市生活的全部都纳入他组织进程，那样城市才有更大的环境适应性。
问：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对未来韧性城市规划有哪些启示？
尹稚：环境塑造人这句话从广义上讲是没错的，但幻想通过规划师的努力仅仅通过物质环境的改善就可以影响和改变人则有点想多了，或想简单了。疫情面前各国政府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所考虑的因素中，硬件设施供给能力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对人的影响比建成环境的影响要大得多，一个小小口罩成为争论的焦点就反映出对戴口罩的科学认知，符号学意义上的指向性认知，现象学意义上的群体认知等等差异极大，这里不展开了。
问：数字技术对于塑造韧性城市正在起到或者将会起到哪些作用？
尹稚：新技术对塑造韧性城市无疑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当下这个时代，所有的城市都是信息网络上的城市，是信息流支撑下的城市。
这次疫情中，“数字” 技术的应用不仅是健康码的普及，各种数字化的管理、治理和服务增强技术都被广泛应用于政府工作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其实，在疫情之前，中央就已开始布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将会推动新一轮数字科技发展和应用的高潮，“数字城市”也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这无疑让投资者、从业者、消费者充满期待。但与这种技术“狂欢”相对应的是，治理中还存在大量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现象。
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会必然带来社会治理的进步和社会冲突与矛盾的化解。早在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就有将“科学精神引入政治和工业领域”的倡导和实践，并催生出一个所谓专家治国的“科学主义至上”的发展时代，这个时代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物质环境建设的高峰期，深刻影响了欧美城市面貌的现代化。以驾驭科技实现发展为核心的“发展主义”理论，创造了全球发达地区的现代化“景观”，但并没有实现当初预设的大部分社会目标，很多项目还留下了环境破坏的后账。
在迷信互联网能改变一切的专家眼中，“世界是平的”。可真实世界永远不是平的，差异和峰谷始终存在。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过百年，当下的主要矛盾还是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理念落差、物质基础落差、文化教育落差无处不在。杭州使用健康码实现人群的识别和隔离，高效先进，农村地区挖沟断路对疫情防控也直接有效。有远大高尚的目标没有问题，但“违和感”是否刺目要放到具体的文化环境中去理论，当然简单粗暴到违法就另当别论了。
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存在大量需要完善的非技术问题，例如手机上的健康码，它的可信度是以治理规则为前提的，即办号实名制，否则一人刚从国外疫区回来，落地后拿到一部“健康手机”，不也是可以处处“绿码”通行吗？而且中国跨地区、跨部门的数字化互联互通机制还在行程中，“数字孤岛”现象不少，这也使得有时技术不那么“好用”，人肉治理模式还会存在。
问：在塑造韧性城市方面，全世界范围内是否有能给我们提供启发的案例和经验？
尹稚：国际经验就不去谈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国发展的阶段已到了面对未知未来的时候，简单的拿来主义和尺度差别巨大、国情差别巨大的经验照搬已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到了研究基础理论的时候了，中国的规划要再往前走一步需要从国家的意义、文明的价值、经济的发展与普惠、社会的组织与生长培育、技术的作用与局限等等更深刻的思考出发去建构规划的未来了，别再惦记着抄指南，抄规范就能解决问题。
来源：幸福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