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5日，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0在京举办。本期内容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在论坛上所作的《农业工业化与农业产业革命》演讲。近期，我们将陆续刊发论坛嘉宾主题演讲，以飨读者。
我今天谈的主题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业问题。首先，因为“十四五”期间只谈城市空间的事是不够的，还应关注乡村问题；其次，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从上一轮经验来讲，如果农业没有找到出路，城市可能又要回到农村。所以在城乡融合的阶段必须找出农业发展的出路。
在上一轮的城市化化进程中，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阶段，中国的农业出现重大的反弹现象。第一是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的两个指标应该是同时下降的。大家看到这里荷兰、丹麦和日本，这些都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农业非常强的国家，也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同时下降，农业占GDP的份额和农业占就业份额的同时下降。另外就是老牌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同时下降，这两个同时下降的问题在我们讨论城市化的时候不够重视。
第一个反常是这两个份额的下降不一致，农业占GDP的份额和国际趋同，差不多6%左右。但是我们的就业份额还占到将近30%，而且这30%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这是第一个反常现象。
第二个反常现象是在农业的两个份额下降的同时，国际规律是农业回报率将会提高，但是中国出现的问题在哪里？是在两个份额不一致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回报率非常低。它带来的结果就是谁还愿意搞农业呢？这是我们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出现的第二个反常，即整个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农业利润率是下降的，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农业的利润率是下降的。
第三个反常是劳动生产率不理想，最底下的就是我们，农业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农业跟其他产业竞争力是等同的。
这个反常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整个中国农业陷入一种困境。
第一个现象是农业单一。比如说我在从事农业发展研究时印象非常深的是，我们改革发展之初一直强调怎么提高农业的复杂程度，但是整个中国的农业越来越单一。这是农业类别，从03年以来中国的粮食作物不断上升，比如谷物、豆类和薯类。单一农业也没有什么问题，比如美国就是把大豆或者玉米做得很强，但是单一农业的背后，如果只是单一类别，怎么可能有回报率？
第二个现象是农产品复杂度低。比如同样一个农产品，香蕉，日本用香蕉可能造出几十种产品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可以把中国的农产品做得非常单一，但是单一的同时要强，强的标志就是提高农产品的复杂度，包括加工业产值的占比以及农产品的深加工。
第三个现象是产业的融合层次非常低，导致整个乡村的功能价值被窄化。中国历史上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概念“中国的农业就是搞粮食”。不是这样的，中国历史整个乡村是一个小康生活，主要表现为它是靠农业和副业互补，农业解决吃饭问题，副业解决生活。这几年我们搞乡村旅游，最后搞下来的结果是越搞越低了。
第四点是农产品成本持续上升。过去，我们讲中国的农产品，物品和服务的费用高，现在又加上土地成本。
根源在哪里？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农业在要素组合和升级上碰到了困难。改革以来，我们实际上一直谋求农业现代化，但是谋求农业现代化的方式需要反思。我做了28年的政策研究，我们做了什么？基本上这个不行来那个，比如说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得差不多了，最后觉得没有什么改的，然后把经营规模扩大。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时候强调新农民、职业农民。我经常开玩笑说“你怎么不让你的孩子当农民？”数量下降就搞质量，人走了就强调资本机械化，以及提高单产技术。基本都是单一要素的单兵突进。
单兵突进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农业的要素不匹配，主要结果是所有的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利用不经济，中国农业不是人不够，也不是投入不够，而是不经济。
第一，是劳动利用不集约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大量的老年劳动力闲置在家，这样的问题导致劳动成本上升。
第二，土地利用不集约带来土地成本的上升。规模不够的原因被归为土地流转不够，但是现在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36.98%，但是流转以后的整个土地不集约。
第三，提高土地单产的现代投入使用过量。历史上的农业一直提高土地单产，但是新中国以来，为解决工业化需求和粮食安全，不断地进行现代化的投入，比如说使用化肥，这些都是使用过量的。
第四，机械利用不合理。所有这些问题来源于哪？来源于我们的要素没有组合，要素之间不匹配，带来所有要素的成本都上升，整个农业怎么可能有竞争力？
下一步中国农业的发展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实行要素组合；第二，推动要素组合的力量需要有制度的变革；第三，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农业回报率。
首先，我们探求一下要素组合的本质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整个人类史的工业化有一种非常错误的现象就是认为是城市的工业化，原因在于我们把工业当成一个技术过程。实际上工业化就是一个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这是谁提出来的？这是张培刚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上写的，全球在讨论农业发展的时候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忽略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忽略要素组合的过程。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定义，农业也可以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就是农业要素组合的过程，组合方式的变化和升级的过程，包括人口、资源、制度、企业家才能。
第二，一个地方的农业出问题是因为它被锁定，各要素之间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打破均衡要有一种力量推动。这些要素本身不足以推动整个要素组合的变化，原有的组合被锁定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打破这种均衡，中国现代农业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你要打破它就需要有制度变革。这种变革是撬动农业的要素组合升级，促进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的组合以提高配置的效率。所以农业的转型和现代化要依赖于各种要素的组合和匹配，这种要素组合的匹配带来要素结构变化和要素收益结构变化，最后提高农业要素组合升级，农业的问题就解决了。
第三，提高农业回报率。如果中国在“十四五”期间不能提高农业回报率，如果农业的回报率不解决，农业的产业就没有希望，那么乡村振兴就没有希望。农业回报率的提高核心是提高农业的规模报酬，提高农业规模报酬本质是什么？就是提高农业要素匹配度和降低单要素推进带来的成本提升，这里包括服务的规模化、要素匹配度的提高等等。
最后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所有的贫困地区，都希望搞园区工业化，结果是什么？一片死亡，最后死得非常惨。原因在于那个地方不适合用制造业的园区工业化来解决问题。1988年我们在湄潭做实验，一个贫困地区的农业工业化过程，需要持续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不是一个制度放在那里就行了。在湄潭实验时，当它的发展对制度有需求时，我们就实行制度创新，比如说增效不增力，减人不减产。稳定以后农民才开始敢投入，最后我们给60万亩的荒山提供长期制度，促进产业发展，形成规模经济，然后就有土地的流转。之后，有了新的主体进入，会出现经营权的问题，就是三权分置。这样产业就发展起来了，外面人进村就可以促进整个农业的发展。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某人汇报的时候说当地有十种产业，但是一个地方怎么可能做出十种产业？实际上湄潭就是集中做一个主打产业，比如茶面积扩大的同时，一部分年轻人出去，还有很多人在底下做茶农，同时在乡村出现新的组织，形成合作社和农业大户，在机械和创新方面有很大发展。所以在湄潭这么贫穷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品牌专卖店、茶馆等产业。它是一个不断强大起来的农业，不断富起来的农民，这才是美丽乡村。现在一个县把一个产业做到100个亿，主要来自于茶产业的收入，就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就是城乡收入比。在全国城乡收入比不断拉大的情况下，湄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我们1988年去的时候，是一片荒地。这里发生了要素组合的变化和要素组合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就是农业工业化的过程。
第二个例子，是城市边上，一样可以发生农业工业化过程。这是我们在松江做的家庭农场，这里的土地也是一家一户，但是这里97%的人都出去。你如何将原来的土地进行合约，集中到少数的种地者，就是搞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就是劳动力的集约和专业化，还有机械的投入更加的合理。现在我们很多的地方机械的投入过量了，与其他的要素不匹配，单纯进行机械补贴是行的。无论你是在贫困地区还是发达地区都是一样的，一定要有要素组合和农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否则它会拖国民经济的后腿。
最后三点思考：
一、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中国的城市化就会有后顾之忧，有强大的农业，才没有后顾之忧；
二、“十四五”期间，一定要改变思维，整体的中国农业理念如果不做重大改变，四化同步将会更加的不同步。其中重大的理念变化就是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农业要素的组合和升级，一定要在“十四五”期间解决整体农业回报率的上升。现在一个农户每亩的土地收入可以达到5万块钱，能否实现“十四五”期间做到10万，这是可以做到的；
三、制度变革是推动农业产业革命的力量，一定要有制度变革打破要素不匹配的被锁定的状态。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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