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哪些短板？
尹稚：短板挺多的，但是我想谈一个视角，目前，我国在空间治理过程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数据采集，对人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强的，但对空间定位标识的颗粒度是远远不够的。
不论是疫情防控，污染传染源控制，还是后续的疫情分区隔离、分区控制，其实都需要把人和空间对应起来。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在疫情爆发前，我正好去了趟新加坡，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新加坡打车时，出租车司机会问：“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的邮编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你要知道邮编？”
中国的邮编区划很大，你不可能根据邮编找到一个地址，但是在新加坡，它的邮编是细化到楼宇级的，所以只要能报出邮编号码来，你就可以准确的定位那栋楼宇。
从这个案例你可以看出，要是想精确化地来控制人的流线、人的位置跟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还缺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细颗粒度的空间编码系统，如果有了这个系统，其实很多事情就不用靠人去撒大网了。
我们讲“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其实都是要排查，排查就是要建立一个人跟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
现在，因为大部分人都有手机，个人定位很好解决，但你跟空间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缺一套空间的编码系统，如果有这套系统的话，空间治理水平能上一个很大的台阶。
问：在非典过后，至新冠疫情爆发，城市规划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上有哪些作为，在此次疫情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尹稚：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城市规划，如果只是按照国家城市规划方案编制体系去理解，其实它可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一个广义的城市规划工作，特别是当城市规划转向公共政策与空间治理相结合时，它还是能发挥很多作用的。
比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的活动规律识别，这是城市规划常年都要做的一项积累工作。
此次武汉爆发了疫情，就可以根据历年积累的武汉人口流动状况的数据，如节前、节后、春节期间，有多少人会离开武汉，向什么地方流动，这些数据积累其实对疫情爆发后，控制主要的流线、控制主要的流出人口的到达地区，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城市规划平时会积累很多的空间数据，这些空间数据对识别风险地区有很好的价值和意义。
比如，一个城市有多少农贸市场，在规划图、现状图上很容易能查到，结合一些工商数据，从一元控制角度来讲，马上就可以生成一个高风险地图，了解哪些农贸市场有活禽交易。
现在空间治理实现了网格化，有网格员，每个网格里人口的基本状况如何、有多少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什么，都可以通过城市规划的日常情报系统进行大量积累。
根据这些积累可以勾画出人群的高风险地图，明确哪些社区、哪些地段是高风险易感染的人群聚集地。
城市规划工作平时还需要经常画一些城市活力地图，显示在早、中、晚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季节，工作日、节假日里，哪些区域是人员高强度聚集区。
当疫情发生以后，如果要进行社区、聚集性传播的防控，也能比较容易、快速地识别高风险地区。
当然，还会有一些具体的选址布局问题。比如与公共卫生系统和医疗系统有关的规划选址问题，现状的网络识别问题，其实也都会为抗击疫情提供一些参考，从基准地图、到基准图表、到基准情报汇集，都能发挥一些作用。
问：此次疫情期间，由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大型公共设施改造的方舱医院发挥了重要作用，您认为应当如何做到公共服务设施的平战结合，以合理利用城市的各项资源？
尹稚：其实疫情爆发不久，我写过两篇文章谈平战结合的问题。
当然，由大型会展中心、体育场馆搭建的方舱医院在疫情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并不是说多多益善。
因为这些场馆和会展中心平时的利用率并不高，仅在一些特大城市和大都会地区的利用强度还可以。如果大部分城市此类设施太多，会造成财政负担。
利用好室内的大跨度空间来搭建方舱医院，这是一条思路。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利用近似于野战系统的、流动性的医用方舱车辆来搭建临时性的医院，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城市需要更多的开敞空间。
比如说，这些年，露天菜市场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搬进了室内。其实露天菜场它有自带的给排水设施、供电系统，如果有这种场地的存在，同时它的日常利用频率又非常高，而不说平时这个场地不使用。那么，在战时的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些有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的空旷场地，来布置大型野战医院。
还有一个是这些年兴起的自驾车营地，大家都知道，自驾车营地也是“光板一块”，具备水电齐全的一套系统。如果在城市的近郊区，在一些相对偏远和分散的地区出现疫情的话，这种场地利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未来的“平战结合”系统应该是室内环境、室外环境利用的相互结合，而且室外场地环境的日常利用率很高，维护费用却并不高，做到正常维护就可以了，可能比室内的同类成本还要低。这就是我们针对平战结合作的一些设想。
问：此次中国能够较快速的控制疫情，人的防疫意识至关重要。您认为应当如何将公共卫生理念渗透入城市社区的治理之中，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尹稚：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体系是两种体系，应当说我国在这个领域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基层公共卫生站点是比较完善的。那时社区一级的点叫防疫站，当然当时并没有新冠疫情，主要用于预防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一些儿童疾病，如小儿麻痹、百日咳等，或是围绕特定的厂区预防一些职业病。
防疫站与我们去看病所面对的那套医疗系统不太一样。它的作用，第一是宣传，这一点很重要。我记得60年代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防疫站会发放各种各样的公共卫生习惯手册，内容从最简单的不能随地吐痰，到勤洗手，到养成各种各样的卫生习惯，应有尽有。
虽然那个年代的宣传手册不会印得很精良，但发得很频繁。但是，这些年，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于医疗服务的高档化、高端化，反而是这些最基础的公共卫生的宣传工作和这种最基层的防疫检疫工作被弱化了。
那么，下一步肯定会在这方面进行大力度的强化，向公众普及公共卫生常识，包括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疫情下如何应对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爆发的是新冠疫情，下一次可能是别的疫情。其实，如禽流感等各种与动物有关的感染性疫情，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且经常发生。
如何让公众了解人跟动物间的基本关系，改变一些不良利用动物资源的恶习，建立更多与阻断疫情相关的卫生常识，这都是公共卫生系统要密集地从最基层做起的工作。
问：疫情传播突破地域限制，城市区域间的联合防疫成为常态。这将对中小城市、乡镇的应急体系提出怎样的要求？他们将如何匹配大城市较成熟的应急体系？
尹稚：新冠疫情的救治，并不是一个中小城市能扛得住的事情。甚至像武汉这么大的、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它所常备的医疗资源也是扛不住的，得全国去支援才能把这件事给解决掉。
要在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一级普及完整的能够对抗、治疗疫病的体系，我觉得不太现实。
对于中等城市，我的看法是，至少要保障有合格的综合性医院。从这次疫情的情况、治愈程度来看，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专科医院，不是传染病医院，而是综合性医院。
因为综合性医院是以多方案并举、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完成救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等城市配备比较合乎规范、能够截止传染病、带有负压病房的综合性医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对于小城市，甚至于小城镇、乡村，它们在整个系统里的作用是作为第一道检测防线。它们可能没有治疗能力，但是应该具备基本的检测能力，人们做核酸检测就不需要去到大医院。随着技术的发展，社区医院应该具备这种最基本的能力。
另外，我国的发热门诊、负压病房、负压诊室配备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非常好的医院才有这套系统。
基层的、作为第一道防线的医院，可以没有治疗的能力，但是在检测过程当中，至少需要具备负压诊室、发热门诊等所拥有的基本隔离条件，这样才能开展最底层的检测。
疫情爆发之初，就有专家提出，能不能让社区医院先承担第一道检测。事后发现绝大部分社区医院不具备独立的通风系统、负压诊室和病房，如果将那么多人安排至社区医院做检测，万一其中有病毒携带者，后果将不堪设想。
还有，从长远来看，我觉得我国应当多做一些移动医疗，常备是一个思路。
面对疫情时，移动性的医用方舱本身可以带负压，它的尺寸相当于一个小型集装箱，可以很迅速地向基层网点进行布局。
新冠疫情带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靠突击性的工程建设手段来解决。
中国的国土面积非常大，大量的偏远地区、分散性农村地区本身的医疗条件较差。如果利用这次国家对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的投资机会，大力发展可移动的病房医疗设备，对今后的平战结合也是有好处的。
平时可以用它来解决偏远农村的医疗服务问题，到疫情爆发的战时，可以根据疫区的分布来强化配置这些移动性设备，更快地形成防疫能力。
移动病房设备由军事概念演变而来，类似于战地医院。我们当然很牛，10天可以突击一个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但是，集团军级的高水准野战医院的布置，花费的时间大概比10天还要短，最短可能只需几小时就可以完成，长一些的一两天就可以完成。
问：您认为此次疫情给未来的城市规划工作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启示和新的方向？
尹稚：最大的启示就是：这么多年来，我国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层面投入不足。
这些领域在投资系列、规划决策系列中永远是排在末尾的。比如说，在一个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包含十几个、二十个专项，它经常排在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从政府投资系列的优先级上看，它也是往后排的。
从我国的管控能力、干部资源配置上，它也是往后排的，你可以去看任何一个市政府的名单，负责这个领域的干部基本上不是排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
所以，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当城市发展到一定强度、人口的高流动性增长到一定程度，与疫情管控、医疗水平、公共卫生能力等提升有关的硬件和软件，都到了一个该高强度投资、升级换代的时候。这大概是最大的一个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