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以武汉为中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性疫情目前还正在发展中，全球处于大流行初期，各国都在积极应对。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对这次疫情以及发生状况的分析，以疫情宏观上的特征从新发传染病与城市安全的角度做一个引导性的发言。
自2003年非典以来，不到20年时间内全球发生了数次局部或者是全球性的新发传染病流行，这些疫情都对人类安全形成了威胁。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一次更加剧烈的对人类健康的冲击，从全国到全球，对生命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直到目前我们尚不能做出全面的评估。
图1是武汉市中心的地图，红色图下是武汉市二环路的界内，这块面积约160平方公里。按照湖北省统计局2018年末的数据，武汉市有将近1100万人口，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人口密度高、疫情最初的发生也在这个地方。虽然现在对于疫情的最初起源是不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科学上还在探讨，但就目前现状来说，这种大城市中销售活禽或野生动物的市场不只这一个。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是大城市发生巨大疫情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和如何预防。
图1.武汉市中心地图
图2是本次疫情武汉市病例发生的情况，横轴是病例发病日期，纵轴是发病数。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一个新发传染病大流行的划分大致分为这几个时间段。一是流行间期，没有疫情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很长的寂静期，之后出现大流行的前期，称之为大流行预警期，接下来是大流行的流行期，还会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最后是流行期的收尾。最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大流行的预警期是非常短暂的，从它能够被人们注意到，到病例大幅度增加，这个时间非常短，一旦进入疫情快速增长期，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陡峭的曲线。
图2.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这次疫情的特征总结来说，第一是病例呈爆发性增长的。出现了新发传染病疫情预案、预防措施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在疫情初期的时候出现爆发性的增长。第二是这些病例短时间集中大量出现，大大超出了当地医疗服务的能力，使得医疗服务系统整体都处于瘫痪状态。第三是疫情爆发之后社会活动无序而且停滞。在这种疫情的冲击下，原本非常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体系也出现了瘫痪，没有能够发挥组织优势，城市的应急响应预案和实施都近于失灵，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这个时候城市进入紧急状态。
图2中绿色覆盖区域，这个区域是对于一个控制比较理想的突发疫情所希望实现、达到的目标。新发传染病往往是没有办法完全阻止的，人、自然、动物总存在着交互界面，但是我们希望一个新发传染病出现后，能在人的有效控制下呈现缓慢的增长过程。
针对这些新发传染病的流行，我们的预案、我们的一切努力，实际上就两个目的，一是让病例出现的峰值向后移，不要突然一下集中出现。二是尽可能使这个峰值出现的更低一些、平缓一些。即便总的病例数不变，但是峰值向后移，最高峰不要那么高、增长曲线不要那么陡峭，使得我们医疗资源的能力能够有所承担，这样就会把时间争取出来，能够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直接缓解医疗服务的压力，使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保护医护人员。因为在这种突发疫情的时候，医护人员自身防护是很难实现的，会出现很多医护人员的感染。第二，有利于政府进行全面的社会动员，筹集资源。增加医疗服务、增加物资调配和更广泛的动员。第三疫情峰值向后移，给了我们更多的窗口时间，可以对已有药物进行筛选，甚至可以开始研发疫苗。这是应对一次新发传染病大流行的总体考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带来巨大冲击的峰值呢？有这几个原因。首先武汉市人口众多，人口密度非常高。第二是疫情最早发生在城市中心，这里进行疏散和隔离非常困难。第三是春节前这个时段正是社会交往、活动、集会、聚餐密集的时间，特别典型的是1月19日举办的万人宴，这种社交的聚集对于呼吸道传播疾病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人员间的传播。最后一点就是因为人群没有预警，公众在完全处于没有戒备的状态下进行社交，所以一下造成了大量的传播和流行。
针对着这种现象，大家在震惊之余也是在发问和思考，这是不是我们所说的百年不遇的黑天鹅事件，会不会是今天不发生可能下一个一百年都不会发生的稀有事件呢？我们现在来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种疫情到底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它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突然发生了，还是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在我们做了很多次预警的情况下它真的出现了的一次大疫情。
科学家对于人类可能受到新发传染病疫情危害的风险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世界卫生组织为此准备了二十多年，一直在不断修定和完善预案。较早期有一位科学家罗伯特·韦伯斯特，多年来一直预测，在野禽中存在的病毒很有可能通过一些突变机制再传染给人类，引起世界大流行。这些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对于人类有可能遭遇新发传染病大流行的威胁提出预警。世界卫生组织和科学家的目光实际上一直在关注着养殖的畜类、禽类，虽然对于野生动物也给予了一些关注，但由于目标无法集中，无法锁定到底什么野生动物会直接影响或将病毒传染给人类。
但是无论如何，近几十年来人类所经受到的新发传染病都是来自于养殖或野生的动物。没有一个是原本已知的人类传染病病原体，经过大型突变变成一个危害巨大的大型传染病。75%的新发传染病是来自于动物，比较典型的如最早1980年爆发的艾滋病病毒来自于野生黑猩猩，它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的，已经传播了40年。1997年的H5N1禽流感，虽然病例数有限，但是病死率非常高，也是人们高度警惕的。2003年的非典，半野生半养殖的果子狸作为中间宿主将SARS冠状病毒传染给人类。之后是2009年发生在墨西哥北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区域的H1N1流感大流行，它当时传遍全世界，直到现在还留在人间，只是它的致病性和季节性流感比较接近，造成的致病性没有那么强。
图3.近40年新发传染病概览
之后还有一种冠状病毒， 2012年出现在沙特阿拉伯的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2014年中国出现H7N9禽流感病毒，人感染了禽流感，也是通过飞沫传播，曾出现了非常少见的人传人个案。这时候已经给人们敲响警钟，在人和动物接触界面，不时会出现这种撞击物种屏障的事情发生。2014年出现了西非埃博拉疫情大爆发。埃博拉病毒虽然是几十年前出现的老病毒，但因在西非爆发是近几年的事情，是在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科学家认为这些疫情的每次出现都是对人类安全巨大威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件也是通过我们的监测能够发现的，比如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我国已经发现有人感染各种各样禽流感的个别病例出现，世界各地也都有类似报道。通过非典以后建立的覆盖全国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能够在汪洋大海样人群中把感染了禽流感的个别病例发现，确实是这种监测的巨大威力，使得我们能够应对很多疫情。
目前监测网络已经覆盖到全国73000多家监测报告单位，他们在随时向中央疾控机构报告这些传染病的疫情，以应对新发传染病的出现。
在非典以后，国家建立了“一案三制”为框架的中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对于新发传染病疫情有了非常详细系统的法律规定和预案指南要求，预案包括对于检测、诊断新发不明原因病原体的检测能力、研究能力等都在应急能力建设要求中。同时，这些年来国家在疾病检测和风险评估系统体系上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在2009年发生H1N1流感全球大流行时，我们动用了疫苗与药物研发的技术储备，86天就生产完成了应急疫苗的研制并投入使用了。
这些都显示出我国这些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一些建设基础和能力。
经过这些年的使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在实际过程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2013到2014年冬春季，我国出现了人感染禽流感H7N9的高峰，在上海、浙江、江苏不同地方出现了较多个案，当时通过流行病学的分析和监测，发现与活禽市场密切相关，所以采取了关闭活禽市场的措施。 90%的病例都发生在活禽市场关闭之前，关闭之后只有不到10%的病例出现。
所有这些实际的操作，也是我们对新发传染病应对的整体链条上进行的实战测试，从疾病监测、病例发现到它的感染源头、场所以及后续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最后看到了病例的减少，这个过程不止一次地进行了实际演练。
另外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如2014年发生在西非三国的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例断断续续出现了几十年，恰恰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疫情本来发生在几内亚一个深山林区，发生初期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觉得像以往历次埃博拉疫情一样会自生自灭很快消失。结果出现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随着交通的便利、人员的流动，当初在偏远地区出现的病例很快传到了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三个首都，一下子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病例。
图4.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传播情况
这就反映出现在的新发传染病面临的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形势。首先是经济社会发展，交通便捷了，城乡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农村、偏远林区和大城市连成一体。其次随着经济改善，在乡村的患者有条件去大城市就医，这样会把疾病很快带到大城市。除此以外，由于这些疾病大部分是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播速度非常快，即便最早发生在偏远山区，病例一但进入大城市会很快传到首都、国际口岸，继而传播到全世界。
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如下图在塞拉利昂可以看到，最初5月份发生时只在它的东部和几内亚的边界出现很少的病例，6月份随着当地病例的增加，很快传到首都弗里敦，8月份弗里敦出现聚集性、高密度的疫情爆发。大城市和农村之间距离和时间的压缩以及大城市高度的人口密集，使得现在应对和预防新发传染病呈现非常严峻的形势。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在武汉出现疫情之后，在大都市里确实非常难以有效控制。
图5.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蔓延形势
随着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城市出现人口在空间位置上的高度聚集，便捷的交通把大都市和世界各地联系在一起。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大都市和养殖的、野生的动物、禽类之间没有做到安全的隔离。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些大城市被无数养殖动物和野生动物所包围。按照我国2018年的数据，全国生猪存栏量有4亿多头，出栏量有6.9亿多头，其中，工厂化养殖的只占10%左右，主要为家庭和分散养殖。养殖的禽类更达到60亿羽。这么大数量的养殖动物和人产生了巨大的接触面。
在这种情况下来审视在大城市居民与带有致病或不致病微生物的动物与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本次疫情的特点是在大城市首先出现，它被大量的畜禽、野生动物包围，与城市居民之间没有安全的隔离防护。这里有两个方面有没有拉开应该隔离的距离，一是社会防护距离，即我们的文化、风俗、消费习惯，对于鲜活、野生食物产业链的需求，使得这个产业直通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二是物理防护距离，在大城市以及周边的活禽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养殖场所、家庭养殖场所等，人兽的接触面是巨大的。这种广泛的人和动物、禽类接触面，造成了新发传染病的巨大风险和威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我们一个的深刻提示，就是要从“One Health（同一健康）”角度认真思考我们未来人类、动物和环境卫生保健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一个跨领域、多部门的全球生态治理理念和合作机制，以此来促进人类健康和动物福利，以此来维护改善生态环境。这也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在这个概念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城市的安全风险，包括城市安全、居民安全、经济社会安全。无论什么大城市都不具备足够的医疗资源应对一场传染病的大流行，所以强调预防才是安全的底线。对于人兽共患疾病，我们实践有案例、科学有共识，绝不是百年不遇的、不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它确实在我们身边时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灰犀牛事件。
我们应该改善人与动物以及活禽之间的关系，在进入到活禽市场这些活的动物环境时，人体是被各种病毒包围着，只是这些病毒没有引起人的发病。但是在无数次人和动物的碰撞过程中，这种风险是持续存在的。所以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安全的城市与活体动物之间的界面关系，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告知公众风险，通过立法加强管理，通过城市规划与建设，建立安全全覆盖的养殖、加工、商贸和消费的产业链，使得城市居民远离新发传染病的威胁。
再详细一点，关于健康城市建设要素中对于应急管理方面的准备。除了要进行预防外，对于一个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要有应急管理和相应储备的整合性的建设。这就包括要建设一个在突发事件和平时生活状态下能够共享的公共卫生设备、预案和储备，保证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管理信息能够畅通且准确及时，保证政府组织指挥能力不断，能够充分有效的调动人力资源进行安全有效的应对，使得居民在最初的时间能够自救互助。在安置人员方面也应该平战结合，能够预留下城市对于突发情况下人员安置的条件，以及保障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总之，在大型都市中一定要建立安全的、有保障的、与活体动物之间的隔离机制和设施，保障大城市居民的安全。
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