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区共同体的再认识：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各地城乡社区成为“严防死守”的阵地，“社区利益”、“集体利益”成为宣传单、横幅上的高频词汇，涌现出一大批放弃过年回家和自我隔离的感人案例，但在部分小区、村庄也出现了特殊地区人群、外地租户人员等被歧视、禁止进入、驱逐，以及个人隐私严重泄露等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度思考社区治理和社区规划的目标，营造什么样的社区共同体？
国家推动社区治理，建设社区共同体，不仅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不能只依附于对利益的共享分配，更应着眼于对未来命运的共生呼吸；不应成为部分个体锁定小团体既得利益的保护伞，抑或如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以群体之名逃避责任乃至各种约束。今天的社区共同体，不是说要完全回到曾经的熟人社会，而应致力于营造陌生人社会背景下有公民意识、情感联系和责权共担的社会人。应以帕累托改进为目标，即使至少一人的境况变好而没有人的境况变坏；公共卫生伦理也强调对于个人权利的限制应基于对公共秩序、个人权利和自主性之间价值和利益的权衡。
这次疫情的长周期潜伏、传播面广等特点，决定了防治工作重心很大一部分将从点对点的医疗救治转向以社区为载体的面源管控，意味着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24小时的监管，而依赖于基于共同命运和公民意识的社区共同体建设。重大突发事件和利益冲突，是社区共同体营造的试金石，也是营造契机。需要避免过度内向化、行政化、利益化取向，避免各扫门前雪甚至排斥异者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而大力宣传和培育理性自觉、互爱互助和责任担当的公民意识，共建良序社区。
二、社区工作成为一线战场：责任重大而权利保障滞后
一夜之间，社区成为联防联治的前沿阵地，繁重的防控任务和巨大的压力迅速落到了基层干部和社区社会工作者的肩上。他们承担起宣传、防治、排查、统计、汇报、体温监测、场所消毒、邻里协调等大量工作，同时兼任信息员、观察员、宣传员、排查员、联络员、警卫员、辅导员、应急员、协调员、心理疏导员等职责，成为防范疫情社区传播的核心队伍。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们正在面临的艰巨挑战。
一是人手紧缺。
通常十余位社区工作者面对数千人的社区居民，北京等地发动基层机关干部、物业员工、楼门组长、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全员参与，排查防范工作“一个都不能漏过”，24小时不能断人。随着疫情转向社区传播为主，伴之以疑似多、确诊少、人传人的特点，这场可能的持久战对于社区防控的人力、空间、资源和动员机制都将是巨大的考验。很多老旧小区缺乏物业，之前的志愿者很多为老年人，如何有效动员和吸纳中青年志愿者特别是党员群体成为社区自救互助的有生力量，成为急迫之需。
二是苦于应对填表和检查，形式大于实务。
上级的部门分割带来重复填表，部分表格设计不合理，与一线社区防控工作实际情况脱节。
三是社区工作者在薪资补贴、技能培训、装备供给上缺乏保障。
当我们在为医护人员捐物呐喊时，还有众多的社区工作者在极度缺乏口罩、手套、防护服、消毒水等基本防护装备和防护技能培训的情况下，坚守奋战在一线，自己贴钱打电话，自行学习防范文件，寒冷天气中只能靠自备的暖宝宝稍加缓解，还不时面对住户不信任、质疑、躲避、指责等各种抵触。可以说，这场疫情防控大战将长期以来社区工作责权利不对等的现状进一步凸显出来，社区治理“精细化”演变成越来越多的行政管理任务、服务职责下沉到社区，而社区工作者的权益保障和技能提升却严重滞后。
四是亟需心理疏导。
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复杂的医患信息、身体超负荷运转，众多社区一线工作者都面临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冲击，亟需喘息服务和有效的心理疏导支持，不然难以想象如何坚守未来可能还将持续数月的持久战。
三、看到社区行动组织力量：推进自助互助参与机制
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挑战在于赶上“春运”这一世界每年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潮。全球化背景下，高频、高速、高量的流动和交往带来当代社会的高风险特质，传染病扩散更呈现出社会性、系统性的问题，很难通过单向的、垂直化、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全面控制，人们集体性合作的作用日趋凸显。面对疫情，涌现出大量的社会力量，包括专业社会组织、临时救援小组、志愿者等，展现出快速反应、整合力量、联合行动的优势，但同时也艰难应对着社会信用缺失的巨大挑战，包括物资质量、交易诚信、临时溢价、三无订单、款项对账等，映射出在传统行政集中供给体系的直接规制之外，应对高度扁平化和流动性的社会网络发展，社会信用体系和信任机制建构严重滞后的现实问题。西非伊波拉病毒的肆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来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严重断裂，带来民众不信任、不配合、与地方知识结合不足等问题。
在国家和社会行动力量之外，还有一类依赖于社区的行动组织力量，展现出小社群、高度连接、熟人网络的优势，在应急行动、信息传递和互助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两类社区行动网的高效展现：
一是经历过非典考验，街镇-村社地方行动网络积累了丰富的应急行动能力和居民动员能力，并获得居民的信任和支持；
二是社区邻里网络联系紧密，拥有邻里互助、志愿者队伍等多种自组织形式，并与地方行政体系之间建构起良好的沟通和合作机制。
这显示出组织化和信任度成为现代社会动员中的关键因素，组织化提升行动能力，信任度降低行动成本，大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在这两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是社区防控工作的重要潜在力量。
当前的疫情防控，不仅是一个个患者的救治战役，或是医药研发的战役，更是一场全民动员的阵地战，还得回到社区，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之外，充分发挥自下而上的社区自组织的力量，建立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互相支持、互相救助的机制，在平时实现有效组织的常态化，非常时期发挥关键性支撑作用。可依托“楼门-小区-社区”微治理网络体系搭建联防战线；推动既有的社区社会组织从兴趣型向公益互助型的转型升级；积极引导专业社会组织对接社区需求，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提供疫情无障碍信息、生活必需品和常用药代购、居家康复和锻炼等支持，为染病或疑似症状患者提供心理疏导、社工支持等心理社会支持；创新和推广社工非面对面干预方法和平台。
四、营造安全社区和健康社区：以生活为本
安全和健康是千百年来城市建设永恒的核心关注点，安全社区和健康社区营造是实现幸福和谐社会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落脚点。但目前各地的建设中存在重视硬件环境和设施建设而忽视健康安全意识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关注慢性病防治而对传染病等特殊事件考虑不足等问题。这次疫情防控中，不少社区中暴露出居民在公共卫生、文明养犬、良好生活和锻炼习惯、社区救治能力、灾疫后心理疏导等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普遍缺失，进而引发潜在风险和邻里矛盾。由此重点建议：
一是重视合理良好的社区空间环境塑造。
营造良好的采光、通风环境，提供充足的室内外康体健身场所，方便脆弱群体、易感群体下楼即可开展基础性的康健活动，应对重大事件和灾害，或社区需要临时封闭管理时，也可作为居民活动和避难场所。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部分社区出现了临时砌墙堵路的无奈之举，也显示出在开放型社区规划设计中需要统筹考虑封闭化应急管理的可能。
二是在社区生活圈中全面融入防灾防疫体系建设。
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将疫情的前期筛查诊疗职责下沉到社区，有限的医疗队伍资源面对前线城市和大医院已经供不应求，如果潜在和疑似患者规模继续扩大，对于社区医疗资源将是巨大的压力。应以基层社区卫生机构为触角，整合线上咨询和会诊平台，为社区诊疗、预防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支持；特别需要关注老年人等对线上技术不熟悉群体，提供便利操作和使用指导。社区卫生机构规划设计中需要考虑重大安全事件时期分区、隔离的空间配置要求，以及疫情防控紧急物资储备。
三是加强社区灾害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和社区教育。
建设和完善社区灾害应急管理的平时预防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参与机制、灾害防救能力建设机制，以及灾害后的伤害评价、安全监测和修复机制；制定社区应急预案，组建社区灾害防救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加强对于个体、家庭、社区两委、社区（家庭）医生等对于社区灾害和重大安全事件的防控意识、公共卫生伦理意识、应急处理能力、自救互救技能等的基本教育和培训，发放指导手册，将其作为常态化社区教育的内容。
四是构建健康安全监测和防控管理信息技术平台。
面对自媒体时代铺天盖地的信息传播，搭建有公信力的信息监测和传播平台，对于降低社会恐慌、减少不良效应的扩展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从这次疫情防控工作来看，应重点保障疫情、防护、医疗就诊和民生保障这四类信息的定时更新和公开。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融媒体中心、云服务平台、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整合信息采集与更新、综合评估、病例跟踪、数据预测等功能，加强数据动态监测、风险评估、人员排查、防疫提示和预警管理。
这次的疫情危机，是危，更是机；有天灾因素，更需要对人治的反思。古埃及尼罗河洪水退去后留下肥沃的河沙土壤，被誉为“尼罗河的赠礼”。日本阪神地震、台湾921地震、汶川地震都带来人们对于自然灾害下国家机器失灵后寻求自助互助的关注，引发社区营造的浪潮。希冀借助这次危机，让我们重新关注并审视社区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是居住邻里，生活便利性的载体，也是每个个体和家庭行动起来保障自我安全的最后一公里防线，是平衡个体自由和集体利息的试金石，是自助互助共度难关的重要平台；不仅对于当下疫情防控作用重大，更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需要完善长效建设机制并持续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