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教授进行主旨演讲
4月25日至29日，2024中关村论坛盛大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创新：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设置论坛会议、技术交易、成果发布、前沿大赛、配套活动五大板块。其中，中关村论坛“ESG赋能全球可持续发展”配套活动于4月25日下午成功举办，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教授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建立面向治理现代化的ESCG体系，推动中国城市与区域治理精准化施策》。以下为大家分享演讲的主要内容。
01 问一个老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
今天我讲的话题跟ESG有关，但又不完全聚焦这个问题。近些年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已经走出因物质条件匮乏而带来的生存型烦恼，但是老百姓的焦虑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当我们走出“增长才是硬道理”的超高速发展时代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们的价值产生了很多的争议和迷茫。与此同时，人类社会要想赢得持久美好的未来，什么是超越个体人性底层逻辑的共同底层逻辑值得追随？特别是当个体的理性与“自私自利”划等号，并表现出更多的集体性“丛林法则”追随，而不是公平开放的时代，我们更值得去问一个无数先人志士都问过的老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
02 美好人类社会未来的共同底层逻辑可以从四个方面去探索
ESG最早是从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个维度评估企业经营可持续性与对社会价值观念影响的体系，但是为什么会引起规划界的关注？可以发现，ESG这三点都属于美好人类社会未来，因此是有共同底层逻辑的。
E（Environmental）不单是讲双碳或某一种技术指标的达成，放大来看，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中国人从古至今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从原始社会的“听天由命”，到现代社会的“人定胜天”，以及对发展绝望之后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悲天悯人”，一直到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就是“可持续发展”理念。
S（Social）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而是涉及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中国传统的家庭式或家族式的“相依为命”，到现代国际社会规则中越来越严重的“弱肉强食”，以及在大量的企业调查中发现的“人对人的不人道”——企业的社会责任改造也是因此衍生而来的，最后到当前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
此外还有C（Cultural），如何处理文明与文明的关系。从最初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文明的分离”，到自然地理环境被现代交通手段打破造成的“文明的冲突”，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G（Governance）是用怎么样的治理模式才能处理好以上这三大关系并形成合力。从原始的“大同理想”，到我们经历过的教权、君权、精英（人权）等各种权力的主导，我们也经历过企业型社会——把一个社会按照企业绩效去进行考评，以及当下所倡导的新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
03 ESG体系重构——对文化（Cultural）的反思
ESG体系是企业界、投资界在当代的发展理念上做出的最新回答。大家会看到这个体系里没有C（Cultural），但是如果深刻领会它的基础理论，你会发现包含在其中的C（Cultural）无处不在。我们传统上对C（Cultural）的理解是英语体系里的“高文化产物”，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阳春白雪”，指一个社会的知识、音乐、艺术和文学作品。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厚意蕴”而言，文化指向的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习俗、象征、体制、人际关系以及人们所普遍持有的见解。这种文化和文明的形态是密切相关的。
这些年来，欧美主导的这套ESG的披露制度、评价标准、评级体系以及及时对“积极”投资的引导，无不反映出价值观的引导甚至是强制。其实从乐观方面讲，它符合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导引方向。比如它引导我们坚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价值体系，如果做好了，即可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此外坚守减少“人对人的不人道”的理论和价值体系的探索，其最终目的是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可以调和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甚至可以走向它们价值观主导下的和谐共融的社会。
从风险方面看，当其倡导的文化价值观异化为政治壁垒时，也同样可以做到超越普世价值而与特定国家和集团利益绑定形成文化歧视。我在整理资料时，在欧美规则制定者出版的手册里看到这样一句话：“那些不遵守ESG要求且未能通过届时更为复杂的ESG测试的公司，将不会再有机会接触到全球资本。”我认为这句话的挑战意味还是挺重的。中国是全球资本游戏的重要参与者，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单纯从ESG发展来看，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这项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并且逐渐从被动追随转向主动参与，我期待中国面向企业治理、面向投资引领的ESG体系在价值借鉴中走向成熟。
04 建立面向治理现代化的ESCG体系
我是一个城市规划师，我重点关注的其实不是如何加大中国在这套体系中的话语权，而是另外一方面的价值，也就是ESG体系以及它的中国版ESCG体系，能不能推动中国的城乡规划和区域治理，在向公共政策转型的过程中行稳致远。
中国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工业化和高速城市化并行的过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交媒体上，中国被冠以“基建狂魔”的称号，中国无论是基础建设的总量、城市化的速度和涉及的人口总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大概率很长时间也“后无来者”。
但是，我们也遗留下很多不健康的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比如第一是相信“地租经济”可以是永远的支柱产业，但当市场趋于饱和、没有下家，这场“击鼓传花”的炒房游戏基本就玩到头了。
第二是相信“无恒产者无恒心”，并简单地认为“房产”即“恒产”。透支一代人的未来，并形成了与现代性中高流动性社会的对冲与限制，忽视了租赁体系的建设。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有产权住房拥有率，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建立起欧美那样更为现代化、更具有流动性的社会，因为流动性意味着资源的更多组合方式、碰撞机会，更好的创新前景，以及对个人生活就业领域更大尺度的机会放大和更多的机遇多样化。
第三，我们很多城市的治理者相信工业化创造的就业岗位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规模增长，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城市发展范式。但是刚才金涌院士讲到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后还会创造那么多的就业岗位吗？比如纺织企业在过去我们认为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但是这两年我在调研中，已经传统上需要大量工人的纺织车间，现在只需要四五个工人。所以我们小城市总是仰视超大城市，幻想“我长大后一定会变成你”，但可能它在未来的发展中永远都不会再有类似的机会了。
第四是相信运动式的“专项”治理。这两年的趋势是各个部门都想变成“长牙的老虎”，认为所有政策“长上牙齿”，就可以解决好环境、社会、维稳，甚至抛荒弃地等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是结果常常是在付了非常大的代价后形成的“合成谬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第五是多年来，我们倡导走出城市发展的唯GDP论。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精细化的、可以分区分类考评的机制。因此每当困难期来临，大家就本能地往回看，更喜欢又回到传统路径的迷之自信。
我想，这是一个发展中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同时更是一个引领发展的价值观发生转换的时代，重新思考美好人类社会未来的共同底层逻辑是十分必要的。
05 我们做了什么？还可以深化去做什么？
（一）一种尝试
去年，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首次联合相关ESG评测机构发布《中国地方城市ESG评级指标体系研究报告（2023）》，尝试将ESG体系用于地方政府可持续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评估，这是个好开端，但还远远不够。这份报告关注了底层逻辑的建立，却它试图用一把统一标准的“尺子”，而且还不是中国人生产的“尺子”，去测量这样一个广域人口大国的所有城市和省域单元，这解决不了前述发生的问题。
（二）面向未来：一种差异化治理模式的构想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对ESG体系进行一定的改进，建立起适合中国的差异化治理模式。作为一个广域人口大国，中国有着高差异化的国土环境。目前我们主体功能区划就国家治理而言已完成以县（区）为单元的深化，并且形成了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对应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即所谓的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以前的“东中西部差距”到这两年的“南北经济差异”。还有城乡差别、地域文化差异以及不同的亚文化圈层差异等，这些又带来了价值观现代化程度的差异。我做城市规划40年了，从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到最发达的城市，看到了多样性和多元化的思想价值理念，有清末的样本，民国的样本，真正意义上现代化的样本，甚至可以找到一些超越中国发展阶段的社群。
那么一个城市应该怎么确定它的治理路径？我想我们不能再用二维的尺子，而是用更高维度的尺子，构建起一个ESC三维坐标，用来评估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非财务性成就。三个坐标轴分别代表环境、社会、文化要素。例如上图A和B的空间点位不同，意味着两者的主要目标不同，其治理路径也会不同，因此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同，治理的考评标准也不一致。这就像长了癌细胞后，应该靶向性治疗，不能全身一起化疗，否则就是直接死亡。
对此，我们是有基础的。比如刚刚提到的主体功能区，我们已完成以县（区）为单元的深化，正在开展以省政府为主导的向乡镇级单元的落实深化。国省二级的生态保育重点地区、农业主产区和城市集中发展区正在成型之中。但仅仅画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如何深度推进空间区划中的政府、市场乃至社会的行为治理成为目标达成的关键。也就是除了沿着GDP等经济财务指标外，需要沿着ESC坐标体系来强化定位。
同样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像北上广这样高度城市化地区的人类聚居地，和青海省这样地广人稀拥有丰富碳汇的生态保育区，他们面对的环境问题是不一样的，那就不能采用完全一样的投资策略和激励机制去处理。
同样是对政府社会责任的考评，近年来一直强调“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但是一个10万人的农产区县级市和20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要求是不一样的，两者的对象差异、规模差异巨大，其利益诉求更是天差地别。
最后面对选择什么样的文化现代化道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有非常多的“高文化”积累，创造过各种各样辉煌的文化成就。但在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的传承延续，以及注入新鲜血液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历史文化遗产富集地区和一个几乎没有人类文化遗存的荒漠化地区也是不一样的。
而这些不一样，会产生共同目标下的差异化治理。所以我讲的“治理精准化”，不是治理单元越画越小，更不是政府的手越伸越长，而是要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的坐标体系中，实现治理目标设定的精准化，治理路径选择的精准化，治理考评体系价值设定的精准化。这些是可以通过差异化的ESC体系建设中的一系列权重、指标选择的精细化技术进行处理的，也最终一定会形成差异化的治理政策。
讲一个例子，这两年各级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去优化营商环境。着力点以技术层面规则的繁简之争居多，比如以前跑了多少公里、盖了多少章，到现在不用跑，改成电子签章。但是一个良性的营商环境的底层逻辑是文化问题，或者叫文明观念问题。比如讲对一个人是不是信任？同样一个商人，他可能从不同的税务官员眼里看到两种东西，一种是“你要服从我就有好日子过”，但另一种就没有那么多预犯罪的假设。又比如怎么看待竞争？很多地方政府视竞争为敌对行为，甚至彼此的市长、书记都不愿意提对方城市的名字，这样又怎么可能建立更好的区域协同发展关系呢？
06 结语
ESG体系带有鲜明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引领特征，不同于我们以往经历过的一般工程技术标准体系的引进和中国化改良。一方面它存在着社会发展底层逻辑关注点的一致性。另外一方面，它的游戏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带有非常强的价值观和背景引导。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底层逻辑和关注点虽然与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一致的，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特殊性也一定会创造出自己的价值引领和道路选择。
同时这套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一定目标导向合理性的ESG体系，从企业标准转化成用于评估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更为开放性的标准，恐怕不是一般性的工具理性的借鉴，而是在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之中，为东方大国的文明发展和延续注入当代性和现代性的新鲜血液。最终会带来“可持续的发展、更和谐的社会、文明的复兴和治理的现代化”！从这个视角来看，这种转移第一有利于中国城市与区域治理的进一步的现代化，第二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
在此我也代表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希望在展开下一步ESG方面的研究中，能够得到更多政界、学界、企业界的合作和支持，谢谢各位。
* 本文根据尹稚教授主旨演讲整理，已经本人审核。（文字整理：魏平、闫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