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资深顾问专家尹稚教授，出席清华同衡2023年度工作总结大会并作《迎风击浪——我们的战略定力从何而来》主题演讲。以下为大家分享演讲的主要内容。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的努力。风雨之后见阳光是肯定的，能不能见着彩虹，取决于视角，西边阳光出来了，而具体到每个人能不能看到彩虹，取决于站位，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在狂风巨浪之中，如何迎风击浪，坚定战略信心，让我们来一起重新回顾一下我们的战略定力是从哪里来的。
01.现实而复杂的世界注定充满了变化，相互干扰和不确定性——基本的挑战是什么？
这两年其实我们进入了一个不确定性极大的“乱纪元”之中，我们几十年相对稳定、太平的日子基本上结束了。所以，不是简单的“下降”，也不是“下行周期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乱纪元”在人类发展史上并不罕见，看看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真正稳定、繁荣、线性发展的时期都很短暂。几十年已经算是不错了，盘点一下中国历代王朝所谓的“盛世”，大致也就几十年，剩下的都是非常纷乱的年代。
在这样纷乱的年代下，现实复杂的世界充满了变化。今天袁昕院长谈变与不变的问题，我当年读博士的时候，吴良镛老先生就教育我们城市规划永远是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的，永远是在变与不变之中选择我们新的发展机遇。各种相互干扰和不确定性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尤其是在一个自媒体盛行、大众媒体化的时代，任何一点“左中右”的言论都会在互联网上被极限地放大，变成一个公共舆论事件。这也不奇怪，有人群的地方永远有左中右。科学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一天到晚盯着这些言论去站位、选边？其实恰恰是科学家，不用把更多精力花在这个上面，我们永远要聚焦真实问题的解决，离不同势力的博弈内耗远一点，对左中右、对选边站队可以有个人的态度，但显然这不是一个具有深厚科学背景的行业的立身之本，也不是每个有志于此行业的个人的立身之本。
在这种乱纪元到来的时候，关注人类发展的根本挑战，才能够使我们跟这个世界不要渐行渐远。正像刚才袁牧总讲的我们要站着，让我说不光站着，还要能在这个时代继续奔跑，不断地放大我们的队伍，不断地在奔跑当中找到新的多巴胺，让自己兴奋起来。美国的走向也好，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也好，看上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之争，但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俄乌战争一爆发，对全球粮食的供应带来了问题，粮食安全被重视。这个安全涉及生产、分销、使用构成的农业生态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耕地指标就可以解决的；自然资源的安全是我们持续面对的问题；这两年越来越多的矿产，战略资源也从传统上的和平买卖、和气生财的交易变得越来越“武器化”了。人口的增长迁移和结构变化，都日益复杂化，简单地靠堆劳动力数量已经没戏了，如何在一个总量下降的时候我们努力去推动全体公民素质的进一步提升，创造面向现代社会的更充分的人力资源成为新的挑战。当然，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这个大家已经经历过了，我们今年在涿州和北京打了漂亮也同时感受沉重的硬仗。这两天从北到南大家回家的路上，还要躲着的湖北的冻雨和河南的暴雪，也是极端气候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们这个世界的大气、土壤、生物质资源充满了五花八门的化学和生物化学的变化，没人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安全的。技术迭代也在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加速向前走，物理世界的高速运转和对人类社会的过度监管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这也带给了我们很多焦虑。广义的互联互通设施，在改变着全球的面貌，也在改变着我们国土的面貌，我们的空间描述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几横几纵，而是高度互联下的多支点、网络化的国家格局和全球性格局。
当然，不管左中右怎么选择，一定要记住一点，极左和极右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它带来的大致是恐怖主义加战争。同样，我们也面对很多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领导层的一系列变化，规划的两条腿，空间要落地，政策要接地气，调整理顺生产关系，这一系列的变化其实会带来一系列空间规划和空间统筹政策的变化。近年发生的这种变化是不是都是正向的？很难讲。我们近几年来做的事情，在这种领导层上、政治结构变化之中做的事情，其实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做错一件事很容易，把事都办错了也挺难的，我们确实已经感受到了，所以讲这不仅是变化的开始而且是新范式诞生中的阵痛，改革的路还远着呐！
02. 规划、设计、建设者的职责是解决问题——仅靠科学是不够的
规划设计的职责、城乡建设的职责永远是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仅靠科学的进步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作为一个科技背景、高校背景的企业，我们是以学兴产的，我们源头来自于科学，但是要真正解决实践当中的问题，还需要有一系列的拓展和加持。说到底，要让科学技术发挥作用，至少要有四种意义上的突破，这几年实践中艰难前行的核心也在于此。
第一，是把方法和知识能够转化成管理者、决策者可以运用的方式，并且有效地提供给他们。这就是我们关注情景建构的价值，所有的技术是在现实的使用情景当中实现转化的。在智慧城市这条路上，我们与IT技术前沿的竞争者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懂情景建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智慧城市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很多大厂的智慧城市业务部门基本上撤得差不多了，只懂技术不懂情景实现不了一个智慧城市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第二，所有的东西需要靠人来实现。法治社会的立法、释法、执法也是靠人来做的。如何说服管理者、决策者采用研究当中产生的新观点、新理念和新的技术方法，这个考验的是企业智库的传播能力，用听得懂的语言、可以接受的方式以及持续的灌输让对方接受，这就是传播的价值。清华大学过去讲的“行胜于言”，只干不说，在上个世纪还可以，在当下的高价值、髙密级项目中也可以，但面向普惠民生的行业不可以，如果依然这样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影响力和领导力肯定会大打折扣。
第三，我们总是讲为人民服务，深入参与社区和社会服务，最终的目的是让公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物质与精神、经济与环境方面福祉的提升，这是我们的落地生根，扎根某一个特定领域，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空间，特定的视角价值。做得好不好，不在于口号喊得多响，也不在于喊多少遍，而在于落地生根，扎扎实实做事。
第四，这两年我们已经看到了不仅仅是资本在作恶，不受约束的权力也在作恶。我们老想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去，除了法治化的建设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科学家可以做更多贡献的途径，即通过事实与证据的传播，建立起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通过跨界信任关系的建立，来克服创新路径上的一系列障碍。在当下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向权力讲述真理，让权力接受真理，也同样有助于把权力关到某个笼子里去，既要进法治化、民主化的笼子，也要进科学化的笼子。
在解决问题和分析研究当中，企业做科研不同于高校做科研：我们要做有用户需求的科研，做有市场价值的科研。所谓的市场价值，其实是我们在市场上能赢得更好的增值空间、溢价空间。做自强不息的科研，就是强化自身生产力的科研。同时，城乡规划从来是两条腿走路，既是一场科学进步的运动，同时也是充满社会理想的社会改良运动，我们还要做有利于社会改良的科研。守住这四块阵地，以规划智库为特色的企业科研就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03. 社会期待规划行业在处理人类社会发展本身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问题上有进展——我们的本事是什么？
社会期待规划行业干什么，现代城市规划运动为什么持续了两百年到现在为止依然生龙活虎？哪怕是在最发达的经济体、最发达的国家，依然有这个行业的立足之地，并且可以使得这样一个传统的行业不断扩展工作边界，不断得到跨行业、跨管理部门进一步的认同，始终保持了规划设计充沛的力量，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一直在处理人类社会发展本身遇到的问题，一直在致力于人与人之间更良性、更和谐的关系建设，也一直在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更替和迭代，以赢得更可持续的发展。在处理这些关系中我们的本事是什么？其实规划师拥有两个本事，一个是方法论，一个是知识库。随着AI的出现，随着知识共享体系的进一步丰富，知识库中的传统知识在人生成长中所占分量其实是在下降的。书本知识不够，现在变得越来越容易得到补充，只有与地方差异性有关的经验技能知识这种靠行万里路得到的知识会变得更加宝贵。但是到目前为止方法论的理解和进步仍然是AI在短期内难以取代的。这来自于系统的方法和系统的科学。空间建设是由人的活动系统提供需求，正像前面几位领导总结中谈到的，这个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年的新词非常多，既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也有本本主义的倾向，恨不得丰富的汉语都找不到新词了。但是有一个新词大家关注一下：“新质生产力”，应当说反映了当下生产力进步带来的一系列新的事物，这些需求变化会改变我们关注的时空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们这么多年来针对中国的人类社会发展，从提供供给的角度，规划行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通过土地功能的策划，支撑了以土地换资本、以土地折价套现换时间的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但在我1990年代初完成博士论文中有关土地规划的研究时我就知道，我们的土地批租制度就是寅吃卯粮的制度，总有吃不下去的那天，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折价套现的方式，用提前透支未来30年、50年甚至70年供给的方式，来推动这个社会往前走。现在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建设系统提供支撑和供给后备土地资源的思路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当然，这样一个供求关系的良性化运转既受到了老天爷亦即环境系统的限制，也受到我们自身治理系统，即规则或者是各种政策变动的限制。这些变动既有价值观上的变化，也有对瞬时发生的各种现象的干预。当然这些干预是不是都对，都符合科学规律和客观规律，这是我们若干年后又要回过头来检讨总结的。近五年来政策变动过快，干预频度过高，约束性干预过强，存在的这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治理者的共识，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出调整。
我们的底气——这些本事怎么增长？其实集中到这几部分：调研新的现象，尽可能地整合更多已有的知识，同时我们也要有能力获取和生产新的知识，创造新的观念、假说和理论。作为一个清华执教30多年的老师，我一直呼吁要重启城市规划原理的教程编写，而且我相信新的城市规划原理一定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高校老师写出来的，而是真正有能力把理论假说、理论探索跟中国起伏曲折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写得出来的。袁昕院长报告中讲到底层逻辑，那么底层逻辑是怎么来的？一个是基于新的事实和证据，推进科学化的进程，另一个是不断地深化更加透明和更加容易理解的传播来推进科学融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在融入实施中去加以修正，这是个学术民主化的进程。一方面，我们要在技术迭代加速的时代创新出新的科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在人声鼎沸的时代，不同的价值、不同的声音反复交织的时代，创造出新的民主化工具。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期主义，而且是永无止境的长期主义。其中每一点的进步和每一次积累的总结提升，都决定了我们的市场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跟大家的服务增值也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的维度，思考问题的视角，其实是多样化的。一是规划的尺度。我们从个人，到家庭，到社区，到城市，到次区域，到国家，到全球，这个尺度其实是不断在放大过程中的。在一个量子科学的时代，任何一个角落里的风吹草动都可以形成全球性的风暴，而任何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变化，落下来的雪片也可能压死个人。如何穿越这些尺度，在不同的尺度上处理不同的事务，这是尺度轴上的考验和生长空间，我们也面对的是更长的时间轴线。回顾这几年我们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其实更多关注的是事件级的东西，这是最悲催的一件事情，因为事件级的东西影响的时间段是非常小的，“平急两用”“平战结合”，“平”是常态而后者是事件级的，把事件处理的流程和治理方式扩大化是对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也是对市场和社会正常发展规律的扭曲。相反，大量的自然演进过程是千年万年级的，仅凭既有的资料就妄下结论，妄想“人定胜天”就一定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作为规划师要有能力以十年、百年、千年的尺度来看待我们的行业中不同问题的判断，看待我们面对的问题，以及如何在长期主义的指导下布局，逐步地推进问题的解决。当然，我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更复杂的机构，过去很难想象一个拥有数亿粉丝的流行歌手能够深度影响一个大国的政治选举。在这样一个复杂治理的时代，传统城市规划干涉主义的动力来源是什么？是我们习惯的自上而下单一路径？还是我们习惯的宏观规划决定微观规划的上下传导路径？这些程序和传播渠道的僵化，恐怕会变成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最大障碍。如何用更扁平化的治理思路去解决问题，如何用更多元化的治理角色去参与以及合作去解决问题，一定是我们走出传统规划的最大挑战。
04. 应对这个不确定时代的组织原则——自我革命才有未来
刚才我在院总结的PPT中看到一句提问——“规划会死？”规划肯定不会死，但是传统规划的“死期”我们是看得见的。传统规划不仅仅是技术支撑本身的问题，还有其治理逻辑问题。规划作为一种国家干涉行为，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干预逻辑？如果在这点上没有大的突破，恐怕这个行业比技术死得更快。理论应该服务于现实世界的变革，而不是变革的现实世界装到某个理论的框里，这是一线规划师时刻要记住的。任何的理论、模型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和假说，当这些模型跟现实世界不符的时候，我们不能篡改现实世界，使模型更完美，否则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与在靶场上培养的射击运动员当不了狙击手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标准体育赛场的风速、距离、光线等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是严格技术规划限定的，到了战场上这些条件都不存在、都变成不确定因素的时候，我们无法改变战场环境，而是要适应战场环境，把一个优秀的射击运动员变成真正的狙击手。所以，自强很重要，应对不确定性时代，基本的组织原则其实就是自我革命，如此才有未来。
我在清华教了30年城乡规划的方法论和应用技术，方法论和技术是动态的，是迭代和适应性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也没有放到从大到小的时空尺度都可以照搬的方法，应当回过头去看社会发展动力的多因性来源，看多部门、多尺度联合界定问题的重要性，而不是固守某一个领域，固守一个小圈子，要建立更广泛的整体性视角，而不是简单从单一学科、单一领域、单一行业出发的视角。我们需要建立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合作，就像当年吴先生在谈人居环境科学时，他的梦想是先推动领域科学的形成，建设职业的科学共同体，并将其最终变为大众化科学，我们需要有清晰有效的沟通能力建设。围绕着中心任务的进一步跨学科网络更坚实的建立，当然我们也需要合作的进一步国际化。自力更生对一个大国的进步而言，是在极端环境下必须要坚守的底线和精神，但是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进步最快的几十年，我们是通过与国际的充分对接实现的，即使在国际封锁下完成 “两弹一星”的伟业也是与国际科学前沿对标的结果。当然，现在人家非要掐死我们，既不愿租给我们产品也不愿卖给我们产品，只好自力更生性生产，但即使这样也是无法“切断”我们与人类科学前沿的跟踪，既有的进步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实现的，这个“前人”是没有国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更好的未来。这是时段性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行业还没有面对全面性的国际封杀，如何从比我们更早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我们的养分，使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能够发展得更顺利一点，付出的代价更小一点。不要凡事都是我们自己交学费，很多学费别人早就交过无数遍了，我们不要再交一次了。
一切的变革其实为的是解决那些高频、刚需、高价值的痛点问题。用户视角应当说是所有伟大公司的第一性原理，在大家的实战中已经能深刻体会到了。凡是从用户真实问题、痛点问题出发的，我们的基地黏性就会好很多；如果讨论议题是我们从“本本主义”出发一厢情愿琢磨出来的，很快就会失去合作者、理解者。
05. 新的发展观——减少意外后果的发展是更重要的发展，我们如何应对
我们面对全新的发展观，我将之概括为“减少意外后果的发展”变成了最重要的发展。人类活动从来没有摆脱过试错的进程，不要觉得某个天才划定一张未来的社会发展蓝图，大家跟着走就可以了。所有的道路都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建立和总结出来的，不要迷信中长期的所谓精准或精细化预测，在试错的过程当中最典型的意外后果会使得我们不断地付出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而如何减少需求跟供给之间的差值，是我们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和重心。积极的行动、意外的和不可接受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有一部分意外是因为无知造成的，是由于方法和知识的匮乏造成的，这部分意外完全可以通过整合知识，生产知识，改进方法论而减少，这部分学费是免不掉的。当然，还有一部分的意外，形成了一些不可逆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后果。这是价值偏差，价值观上出了问题。当规划师投身具体的落地实践时，我们需要多留几个心眼，从政治的可行性、技术的可行性、经济的可行性以及环境评价和社会评价当中，去防止这些不可接受的后果。政治可行性最大的失败是政绩观的失效；技术的可行性不可接受的后果往往伴随着大量的盲动和冲动；在经济可行性方面，当得不偿失变成灾难性的财政后果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可接受，至于环境的灾害、公共安全的灾害就不在此展开了。把知识整合到有效治理和决策过程当中去，推动我们擅长的科学知识、传统知识（指的是书本以外的地方经验性的知识），使得治理体制变革和精明的公共政策进一步融合，我们才能拥有这个行业更好的未来。
06. 坚守我们的使命，建立和扩大我们的朋友圈
为了拥有这个行业更好的未来，我们坚守使命的同时要建立和扩大朋友圈。在这样一个全民信息时代，我们面对的是使用者日常庞大的数据集，管理者的数据集，泛公众监督的数据集，以及开发者的数据集，一方面是信息数据集在放大，另一方面是接受信息的全面性在增强。尼克松讲“政治家生活在鱼缸里”，其实疫情结束后，现在已经变成每一个平凡人都是生活在鱼缸里，除非不住店，不建立任何信息，回到原始人的生活模式。在规划领域中新的关注者和参与者在边缘地带不断涌现出来——新的生产力，新的兴趣人群，新的城乡环境体验者，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其实人们会看到传统权威路线的终结。我们的目的恐怕也不是为了赢得自身的名利，而是提高自己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我们的工作方式是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起沟通、信任、相互理解，可以理性解释的关系，建立起各种共同规则的模型，我们的跨界才有可能，同时逼着我们去终身学习。
在实践中的检验和试错，其实是我们成长中很主要的路径，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一系列跟人有关的、跟群体社会有关的知识的融合，不断地催生我们对时空的全新认识。
左边那张图中传统学科的思维，被普遍认为是规划师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模式。这个思路和模式其实是权威主义者自上而下的思路，自认为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高别人一等，我们有权利不理会别人的感受去独立地发现问题、判断问题，然后提供方案，选择解决方案，最后提供资源去实施。但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应当说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具毁灭性的失败，历史上规划师以“致命的自负”著称，也多偏好“顶层设计”，但当代规划也早不是如此了！规划师一定要防止这种失败。如何建立学科应用的新范式？在目标的确立、问题的识别中，既要有专业化的尺度与边界的判断，也要有更多利益相关者影响分析，以及他们的广泛参与；需要持续的整合能力，持续的陪伴、监测和实地验证的能力，上述能力同时促进两条反馈线上的增长，我们的“产研辅政”“产研助学”也是通过其实现的：一条是知识方法的进步，推动科学化的进程；另一条是民主与协商的进步，创造更多的民主化工具，来推动民主化的进程。数据技术的进步可以降低反馈控制的代价，通过反馈信号时滞的不断压缩来减少付出的代价。但是无论是当下的AI，还是大模型技术，都能看到我们建立在精准预见未来的前馈性控制在人类复杂系统的运作中几乎是没有任何进展的。我们一百年前能看多远，现在大体还能看多远，不是说能看得更远了，只是我们说发现问题的能力更好了，从发现问题到干预解决问题的技术反应时间被压缩了，我们可以用更小的试错代价交给未来了。
07. 丰富我们的信息系统，这是有效协同的基础
在这样一个全民信息时代，信息系统的丰富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同衡云，不仅来自于将来我们的体系化的知识库和体系化的模型库建设。科学研究和模型的建立，传统的专业知识，专家意见的拓展，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当我们进入到真实社会实践的时候，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传统本地知识那里学出来的，是跟村里的农民学来的。我们既要关注政府和政府部门的报告、声音，同时也要关注非政府的声音，关注全球性的报告，关注市场的声音。不仅仅关注建设者的声音，包括关注投资者、开发者的声音，甚至各种圈子的闲聊也许对我们行业发展也能提供有效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如果不经过大脑的筛选，可能是杂乱无章的，这其中我们需要的是可靠性鉴别能力的提升，以及批判性交叉校核能力的提升，最终创造出超越专业知识的收益是我们的重点。信息的解释既可以取决于日益提高、变得习以为常的模型，可以取决于田野调查，科学的推演和杰出的洞见，也可以来自于我们对某件事物长期的跟踪、监测所形成的总结。总而言之，我们要为新的数据与信息密集性科学的到来做好准备，同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8. 从知识、方法的创新视角去探讨我们的工作环境——如何使协同收益更大
从知识、方法的创新视角去探讨工作环境，可以解决如何使协同收益更大的问题。罗杰斯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中将社区群体作为一个人群，来分析在创新与保守之间，在新动力的形成之间，有多少人是创新者，有多少人是创新积极的采纳者，有多少人是走向成熟以后才会亦步亦趋地去追随，以及一些至死都不会跟随创新，一辈子就想过田园牧歌甚至是原始人日子的人群。如何与愿意承担风险的人群合作，把控前沿；如何与社区的领袖、思想界的领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合作，推广创新成果。而与后面这些人的合作则要更多地关注如何预防踩坑，并要知道远离哪些人群才能防止踩坑，要学会选择你的甲方，培训你的甲方。
选对人、做对沟通是个起点，超越知识方法接受度之外的“接纳”，要从人的本性，人性出发去做更深度的分析。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分析为什么能够常用常新，与其对人性的深度挖掘是有关系的。我们很多问题的发掘起点于意见，终结于创新，这中间会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我们采集来意见，通过研究重点来推进目标的实现，规划的可行性一定会变得更加全面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技术。
09. 走向协同治理——寻找国土空间新的治理方案
走向协同处理，如何提升国土空间的战略支撑作用？保护现状永远是我们每一次循环的开始，在这个前提下面对新的需求，还是要找到释放资源和重组资源的路径，这是我们干预的切入点，也是临界点。做得好了，我们就能达成资源的积累和财富的创造，进一步抬升需要保护现状的水准，使得社会发展和空间环境的发展进入一个正向的螺旋式上升。当然，规划师也不是万能的，干预失败也是有的。检讨规划史上的干预失败往往会导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溢出，进入到另外一个完全更加未知的循环过程中，使得社会进程付出更大的代价。如何用一种理想的正向循环的资源利用模式推动螺旋式的上升，就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评估历史，以建立今天的起点，不断地释放和重组资源，才能支撑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明天。所以，生态文明时代不是一个不发展的时代，而是更考验发展理念、发展技术和发展治理水平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民主共同进步以降低发展代价的年代。
地载万物，土地是我们一切社会经济方方面面事业发展的基础支撑，如何创造并坚守一个新的范式，如何建立更有效的沟通，如何积累我们自身的财务能力，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投入。最重要的是这个行业虽然有200年的历史了，但是因为需求、供给模式、对环境的认知和社会治理模式都不断地在变，所以依然还存在大量的空白。与社会、行为、认知、营销全面的合作，接纳学习并产生新的东西，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跨组织的交互，连贯性的坚守，使得我们的体系性能更加稳定，行业和从业个人才可以有更可持续的未来。
一切创新的起点恰恰来自于现实的不完美，而当下国土空间的状态给了我们一次新的创新机会，一个可以持续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定发源于社会问题的分析，应对的是社会需求的变化。我们的使命既有当年谈到的以学兴产，也有持续坚守的“产研助学”“产研辅政”，建立跟实施机构之间更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传统和专业化的教育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10. 打铁还需自身硬——内部协作的强化
打铁还要自身硬，主要是我们内部协作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协作、忠诚、信任和成员的和睦，来自于合作和相互之间的自我教育。共同创造知识和“组织的自豪感”，是建立在“我们”和“我们的”意识自觉上。这些年我们的业务面越来越大，自主品牌分支越来越多了，但是清华的品牌、同衡的品牌、集成品牌的塑造仍然是其中的核心，才能真正做到一加一远大于二。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阳光总在风雨后。暴风雨结束以后，西边的太阳总会从乌云底下爬出来，每个人能感受到阳光，只有站对了位置，站对了视角，才能见到彩虹。我喜欢拍彩虹，经常发朋友圈，看到别人发了也会往东边看一下，为什么没有？因为彩虹的形成有一些特定的条件，不正好在光线折射的角度上是看不到彩虹的。所以我先说大家一定能见到阳光，不管乱纪元有多长，人类社会总是要往前发展的，一定是一个创新会战胜保守的时代，一个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战胜共同贫穷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幸有一个还不错的家底，有幸还有一个和谐的不错的家园，这是我对同衡有信心的地方。预祝大家在2024年，以及可能短期内看不到好转的2024年以后的几年中，坚守我们的战略信心，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甭管风雨有多长，最后一定能见到阳光，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见到彩虹！
谢谢大家！
* 本文根据尹稚教授在“清华同衡2023年度工作总结大会”上的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核。（文字整理：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