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4日，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三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在武汉市成功举办。本期内容为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何艳玲，所作的“城市治理如何促进更强大的家庭”主题演讲。
首先明确一点，家庭不应该成为私人议题，应该成为公共议题。今天我的报告将围绕重建家庭议题的公共性，并由此讨论家庭权的确认和建构。
01 重建家庭议题的公共性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试图建立一个关于集体的权利，并且确认集体的权利，但这并不能成为中国政策的一个核心基础；市场化过程中，我国试图确立个体权利作为政策的中心，但中国人既不是集体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庭主义。因此，家庭权的确立，不能用个体权利代替，也不能模糊的集体权利取代，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的话题，必须进入到公共领域当中。
家庭或家庭权的问题，不仅是家庭相关政策（如社会保障、婚姻等直接与家庭相关的政策）的家庭利益最大化，也是其他相关政策（如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城市管理等非家庭直接相关政策）的家庭优先，这些政策也应该把家庭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是家庭保护，更是家庭发展。
02 家庭问题未被建构成公共问题
中国人看世界是区别为家里和家外，而西方人看世界则是把它区别为私人和公共领域。而公私问题与家里家外问题是不一样的，是两个不同的逻辑，这意味着由于中国的整个传统社会观是区别家里和家外，所以公共部分并没有被建构出来。当我们讨论公共问题、公共规划与政策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超越于私人领域的公共范围。
家庭问题的公共性没有被建构出来是因为公共性在中国文化当中本能的缺失问题，并因此导致很多本来应该是公共问题的，我们把它当成了家庭问题。尽管在过去很多年，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比如养老、生育、家庭生活救济（低保）、家庭暴力等已经变成公共议题，变成法律、制度、政策，是可以干预的，但仍有更多议题并没有很好的进入公共政策的议程或者法律议程，比如家庭照看、家务活的劳动价值、老人居家保护、家庭闲暇、留守儿童等。
03 治理中的家庭缺位
由于家庭问题没有被建构成公共问题，因此导致治理中的家庭缺位，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一是很多与家庭相关的问题，往往倾向于通过私人或者市场化方式来解决，而不是公共服务的方式；二是诸如家务等未被确定为法律概念；三是在治理中对家庭的救济是不充分的，包括留守儿童等问题。
第二个层面，一是过去很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中国从原来的集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很多政策制定转变成了基于个人的政策制定，除了个人或者集体以外，还应该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政策制订；二是在政策制订当中，老人儿童并没有参与其中（政策设计中存在限制18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门槛）；三是公共设施当中的家庭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城市有很多巨型项目、重大设施建设，很少把家庭设计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四是市场规制中的家庭权保障，没有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五是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家庭安全问题（比如学校通勤，我们给每个孩子提供适龄儿童的教育，但并没有为孩子安全的获得这种公共服务提供配套服务）。
第三个层面，一是家庭教育并没有被当成公共教育，与家庭有关的知识体系不只是匮乏，而且是严重的漠视，性别、婚姻、责任等议题根本没有进入到一个非常公共性的知识体系里；二是家庭发展未被真正纳入总体发展议程；三是情感与尊严作为权利被严重低估。
04 家庭缺位造成的发展之痛
中国的发展之痛，就是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法治、制度和政策体系中，因为家庭缺位导致家庭结构被撕碎、家庭功能不健全、家庭中的核心成员（作为生育功能承担者、养育功能大部分承担者、家务劳动多数承担者的老人和女性）被相对忽略，这是传统以家庭作为重要社会支持单位的中国发展之痛。
与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部分人之痛”相比，由家庭特别是家庭缺位所带来的“人人之痛”是普遍性的（无阶层区别）、延展性的（代际遗留），且不可逆转的（良知、情感与信任）。
05 建立家庭全流程发展权
“家安则国安”。为了家庭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化，不仅是家庭保护，而且是家庭发展；不仅是家庭发展，而且是社会发展。这种发展包括更善的回应、更小的代价和更少的伤害，这三者应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进行政策设计的基本维度。为了家庭的城市，必须建立贯穿规划、建设、设计、服务、管理等环节的家庭全流程发展权。
基于此，提出以下行动建议：一是在城市议事议程中建立家庭议事会；二是家庭权作为规划和生产流程中的特定权利设置；三是家庭权教育的问题，应该成为一个共识和常识；四是让家庭关心城市（关心城市的公共议题，以及城市议题进课堂）；五是让家庭参与城市设计。
最后，分享给大家一句话——“城市具有风骨，好的城市打动人心，并产生共鸣；城市具有品格，好的城市让人向善，并引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