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社区更新的特质
当下是城市更新更有效提质增效利用城市存量资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众多的城市更新中，社区更新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质。
第一，社区是有常住居民的，所有的社区都有或者曾经有过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第二，社区更新的目的主要不是来自于经济原因，比如城市更新中有相当一部分做的事情其实是为了产业振兴，或其他的经济目的，但对于社区这并非最主要的动因。即使带来经济上的结果，也不是最原始的初衷，而是附带的产品，如一个良好的社区必然带来二手房价的上涨，但这只是结果，而非初心。第三，社区更新并不是为了简单的环境整治或风貌建设。从更底层来讲，是为应对社区本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衰退，甚至是瓦解，使社区能重新回到有活力的生命共同体状态。第四，城市发展是个他组织和自组织进程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过程，社区作为城市最基础的细胞，自组织行为或者叫集体行动占有非常独特的位置。因此，应对衰退、提质增效，恐怕是社区更新永远的底层动机和初心。
02 社区跟公众的关系
社区跟公众究竟是什么关系？从狭义上讲，指的是一个社区和社区当中的公众，如何建立起相互的联系，如何凝结成有效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在这个领域，一定是有一些基本问题的。在社区更新中，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人的问题。如何通过提质增效改变人的组织架构，形成人的集体行动，这是最底层的基本问题。
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首先是如何应对衰退。应对衰退，不管是针对一个基层社区组织还是应对更大尺度的衰退，无非是几类走向。一是退出，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用脚投票”。二是呼吁与抗争。无论是选择退出或选择呼吁，与“忠诚”这个关键词也密切相关。“忠诚”即是常提到的归属感、认同感。这三者的相互纠缠决定了一个社区未来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出发，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该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在政治学家眼中退出即意味着“背叛”，呼吁也近乎于“制造混乱”。而在经济学家眼中，退出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通过离开衰败的区域、衰败的组织结构，在市场上寻找更优势的地域生活，寻找更有效的组织架构，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市场力量所发挥的作用。
退出意味着信息链的终结，基本上无助于原有地域和原有组织的改进，相当于一种放弃。呼吁更主要的是非市场力量如何发挥作用的探讨。呼吁在前，退出在后，拥有退出权益的同时，可能某种呼吁才更有价值。
03 公众参与和呼吁
公众参与就是关于提高呼吁的意愿和效率、降低呼吁的成本、拓宽呼吁的渠道。在一个即将瓦解的地域环境或衰败的组织架构中，提升呼吁质量、更好发挥呼吁的作用，就是更新或复兴的本质。若非如此，通过简单的退出任其衰败、瓦解，并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
为什么会有呼吁的动机？其实是源于忠诚。观察一个市场现象，或观察一个社区由盛而衰、由衰而兴的过程，会发现忠诚度越高，退出就越晚，保持信息链正常反馈的时间越长，呼吁机制就发挥越好的作用。而这一种循环才可能重塑我们所希望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任何一个居民当发现社区出现问题时，一直在问题改善和彻底退出之间往复交换。擅长空间规划的规划师有必要在此领域里做更深入的探讨。如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艾伯特·O.赫希曼1970年发表的《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和1982年发表的《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等，正是对这个领域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思考。
在实践中经常提到的爱城如家、爱厂如家等，其实是种表达忠诚的方式，最大程度上支撑了呼吁行动的产生，支撑了通过呼吁达成观念共识的进程，延滞退出机制的发生。只有走向这个方向，才能够真正有利于修复衰退过程之中的所有关系，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之，退出就会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更坏的选择往往发生在社区层级，无论是农村或城市的社区，退出的成本和代价都是非常高的。对于城市里最容易被忽视的弱势阶层，成本往往是难以承受的，因此，若处理不好，容易处在一种退也不能退、呼也不能呼的状态，那么可能会采取更加过激的社会行为，变成社区不稳定的根本来源。这些过激行为是另一种退出，比“用脚投票”恐怕更加可怕。
04 集体观念的形成
传统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所谓经济人或抽象的理性关系，经济人和个体的理性不会为组织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但在现实生活当中，集体观念的形成或者采取集体行动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就需要跳出传统经济学，将社会学、政治学的概念融入其中，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境究竟是什么。
从这个视野来看，任何一个集体利益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相容性的集体利益；一种是排他性的集体利益。这两者的来源、背景、环境都是不同的。所有具备相容性集体利益的集团性组织，都处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为了共同的利益追求，蛋糕做的越大越好，必然吸引更多的行为主体加入到做大蛋糕的进程中。排他性的组织同样是种集体行为或集体组织，它是个相对封闭、基本上没有提升空间的组织，面对东西时是排他性。因为蛋糕已经稳定，剩下的便是你多我少的博弈。
在此情况下，如何推动社区往前走？显然，相容性利益组织的自我更新能力是远强于排他性组织的，这恰恰是集体行动的优势所在，也是实现更长远、更美好的集体利益追求的驱动。此时，需要避免所谓“搭便车”的困境，即谁都希望自己出力小一点，从集体中分得多一点。在社区更新中需要建立起有选择性的激励，区别地对待每个成员，即所谓的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成本问题，包括信息沟通、价值度量以及最终实施的成本。从成本视角去探讨问题，会发现小型的公共利益集团比大型的集体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社区作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细胞，更容易激发自组织过程，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
一个社区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社区已经超越了传统熟人社会的、面对面的信任，走向更大尺度的系统性信任建设。在所有的社区实践中，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能人作用机制已远超社区空间的范围，将更广泛的经济社会，以及超越社区空间边界的各种资源、信息、能量带入有限空间的边界范围内。因此，边界的突破、广义的联系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5 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二十大以来，除了聚焦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问题外，现代化还有一些最本质、最基础的基本问题也值得探索。第一个可以概括为“时空的分离”。比如现在的会议组织模式正在颠覆传统意义上会议室的空间价值，原因是技术进步实现了远距离的信息传送和能源传送。对可再生能源的探索其实是对宇宙的探索，实现宇宙间的能量交换。这是个不断与“熵增”过程对抗、不断创造“负熵”的过程。时空的分离按照最极端的专家判断，迟早有一天甚至会消灭掉传统规划当中认为的空间特质和空间特征。
在近几年抗疫的过程中，以及在自组织的社区发育过程中，可以看到实体的物理性空间边界不断被颠覆、被突破，网上的、虚拟的社会组织架构不断形成，并在其中发挥独有的作用。这种现象也可能会催生未来社区更新以及公众参与进程当中一系列新的实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权力能否实现各种精英阶层、精英行为者跟全体民众的权利共享。当下这是无论发达的资本主义体制，或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体制都还没办法妥善解决的问题。
当代西方社会重新崛起的民粹主义、在疫情当中表现出来的反智主义和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从根本上表现为一种精英权力和一般行为者权力间的失衡，既有信息传导的问题，也有能量交换和真实物质交流的问题。
06 未来社区更新的公众参与
在面向未来的社区更新、面向未来社区更新中的公众参与，如何在这个领域内率先有所突破？需要利用好社区“小而美”的特征，优先建立起良性的社会“细胞”，在渐进式的社会改良进程中，把共识、共建、共享的理念逐步向更大尺度的空间、更大规模的人群推广，去开展有益的探索。
当下社区更新中的公众参与，公共利益的凝练和达成，集体行动的选择和引导，不仅对社区是有益的，而且对未来中国整体的国家治理、城市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也具有先导性意义。
* 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整理人：张若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