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教授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新型城镇化、行业未来”三个方面谈了他对中国城市化的未来的一些看法，主要观点如下：
01 中国式现代化
“二十大”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有比较清晰的描述，为什么如此来描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实是基于这么几点思考。
从目前的情况对十九大确定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进一步深度考虑，中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差异带来发展的不平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群发展的不平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仍然不高，后续保障制度不完善，特定人群的公共服务供给和民生保障不足，无法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东中西南北若干板块的不平衡仍然存在。三是，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同级别的城市发展不平衡，新城与老城发展不平衡。
面向未来，大家的基本共识是推动以人民为中心来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北京市的规划中，清华同衡对人民城市做过分析。从历史路径来看，我们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城市，也经历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城市；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漫长进程中，我们也是深深进入了资本城市的发展；未来，人民城市的核心目标是走向共同富裕。正如在报告中反复强调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包容共享的人民城市的建设，它的目标是涵盖了空间正义、区域协同、城乡融合等各个方面。
当然，这里面还有对中国现代化的解释，它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这个词其实是可以分解，针对个体人、社会人，不同类型人群，不同地域人群，同时也要兼顾前人、当代人和后人的保障，它既有多样化的东西，也有传统的东西。当然它也有一系列的发展价值的指导，自主的、多元的、公平的、全面的发展需求，这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路径。实现人的城镇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最终是要通过中国式的现代化能够给予实现的。其实清华同衡在它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近五年的智库研究中，围绕这一问题也是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相关的学术专著，在这里不一一展开。
目前，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中国巨大的核心问题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在资源限定条件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不同资源环境承载力，它的约束条件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肯定是十分明显的。在发展中平衡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其实是实现在资源和能源条件限定下现代化的要求，我们要实现农业生产区、城市建设区和生态保育区的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必然使得我们国家真正适应的城市建设地区，能够迎来更强有力的城镇人口规模的明显增长。而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区，更多的精力放在高质量、优质化的永久性基本农田建设中，而我们的生态保护区对国土的基本生态安全、基本水资源、清洁水资源保障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
之所以中国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在“二十大”报告里面也提出了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无不追求更大区域尺度的“减熵”。但是，这种“减熵”是有不同的路径，可以通过占领、掠夺等恶性侵占来实现资源的掠夺；也可以通过更大尺度的资源协同、物质和能量的信息交换，在开放的系统下构建出一条开放、合作共惠共赢的道路来实现“减熵”。显然，面对国际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选择了后面一条路。我们进入了动能转换和风险管理期，“五化”协同，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非常重要。而城市化是所有新型工业化也好，国内的现代化也好，以及信息化也好，它基本的载体和基本的平台离开了城镇化这样的保障基础，要实现其他几“化”，其实会变得更加艰难。
02 中国新型城镇化
接着来介绍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城镇化除了是其他的几“化”实现的载体外，也是人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引擎和基本平台。经过建国以来七十多年的实践，中国在“大国大城坚定不移地走一条城镇化的道路，同时进一步平衡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实现了高度的共识，这恐怕是建国以来在城镇化道路上达成的最大的共识。这一共识既是当代的需求，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文明、中华文明能够得以在城乡之间普及、延展、生生不息的关键。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村人口晴耕雨读，不断地向城市输送人才；而城市中的人士衣锦还乡、致仕还乡，也在反哺乡村的发展。如果要实现人的全面化、实现“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实现城乡的共同发展，城与乡之间双向链条的正常流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曾经以这样的双向链条创造了几千年来中国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双重辉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体系。回顾建国以后的经验教训，实际上我们是在用制度来强化城乡的二元结构。如何打破二元结构的篱笆，重新实现城与乡的双向链条运转，实现人的升级和迭代循环同时实现生产要素的升级和迭代循环，这是未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重要的任务。
“二十大”有一个很重要的章节，专门讲了国家的区域协调战略。这个区域协调战略反映在若干个方面，其中一方面就是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协同，这是强调地域差异化战略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实现城市群内的协同、都市圈内的协同、以及中心城市与周边大中小城市发展之间的协同，就是要按照“全球竞争、有序发展，国土安全、区域均衡，中心引领、圈群发展，功能互补、质量提升”的原则，去找到一条适应中国发展特色的、“人口-资源环境-产业-城镇-乡村-土地”等相匹配的基本路径。既要发挥出比较优势，同时又使得主体功能约束更加有效，实现“富有竞争力的、分级分类差异化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价值导向。
从十八大以来，提出以城镇群为主要载体，随后关注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进而提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并且关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发展，提出振兴乡村、美丽农村的策略等，这一过程都在逐渐形成自上而下、从宏观尺度到微观尺度不断闭合的逻辑链条。未来城镇空间的基本框架，是以全球城市、国家和区域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优势区域为主体，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城镇布局，在严守粮食、生态、文化、能源、边疆安全的基础上，分级分类引导空间资源的配置，提升空间的品质和效率。
“二十大”报告专门再次提到要强化主体功能区的作用。这样一个主体功能区体系的建立，其根本是要解决中国的生态、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既要解决中国人自己能养活好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要立足于我们能够在有限的资源、能源、环境背景下实现有序发展的问题。它关注的以是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利用下不同管控差异为主线，来设定不同的前景，寻找最结合中国实际的、可能的发展路径。彻底摒弃传统的、简单粗放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将被中国的实践证明是可以抑制的，并不会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前景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在此路径的实现过程中，对大中小城市的配比以及不同时段的城市人口的迁移，不同城市会有不同的增减，但是就全国的总格局而言，这些影响不应该被高估，其时段性影响也是有限的。当某一类人群在离开特定区域的时候，随着目标转型、发展动能的变化，新的人口会逐渐填补这些人口流出地区所腾挪出来的资源型空间。
当然，这里面谈到了区域重大战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与我们的“地域差”做抗争，这种“地域差”反映了不同的发展背景前提、不同的资源承载量，同时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时段，其目的是实现四大区域板块相适应，差异化、城镇化的主体策略。根据不同板块城镇发展阶段和资源环境背景，会形成不同的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差异化分区，东部地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中部地区近期以都市圈为主、远期为城市群与都市圈兼有，西部和东北地区以都市圈为主、城市群为辅。对现在一些特定的后发达地区来说，如何培育现代化的中心城市仍然是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的实践抓手。
高质量的发展还涉及到一系列的新标准的建立，这不是简单的格局、生产力布局要素的调整就可以实现的，围绕着宜居、韧性、智慧，其实为未来的城乡建设提出了新的标准要求。实现地域均衡的高质量发展，追求的不是GDP的均衡，也不是人均收入水平的简单的平均化，而是要从市民实际感受到的公共服务出发来探讨如何补足生活性服务业的短板，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最近国务院针对这一领域发了新的文件，加以政策倾斜和推动，最终的平衡实际是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的平衡。
我们国家的城镇化进程，目前仍处于大聚集、小分散的时代，地区差和收入差仍然长期存在，老百姓就会用脚投票，一定会向更高能级的聚集点聚集。但是要想清楚的是，要让他向更高的聚集点的城区聚集，还是采用区域相对分散安置的都市圈方式聚集，这是可以做不同选择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区域协同发展，同样也会变成所有中心城市发展的核心依据。
03 规划行业未来
最后，聊几句行业的未来。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中国房地产进入低潮期，影响到一系列的高等院校，甚至是优质高等院校在大建筑领域、规划领域以及园林领域相关领域的招生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甚至是非常古怪的现象。
最近我们这批60后的老朋友，在各种视频聊天和电话聊天中，往往会回忆起当年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行业。大家都知道我们念书的时候，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刚刚恢复中国的高考制度，其实那是一个政治前景不确定性远高于当代的时期。大家不约而同的做了三个选择：第一个，不管政治格局如何动荡，住有所居是人类基本的需求，所以很多人选了建筑和城乡建设相关的工作；第二个，人活着是要得病的，病有所医，不管格局如何动荡，甚至是出现战乱等，人类对疾病医治的需求永远是不会消失的，所以很多人选了去学医；第三个，人是要发展的，代际是要传承的，这些靠什么，就是教育，所以当时很多收入贫穷地区的考生选择去读了师范。行业的未来，这三点基于人类最基本需求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因此，对于房地产特定时期的下滑和担忧，特别是对以住宅为供给时期房地产下滑的担忧，将它放大到对大行业的担忧，这是非常杞人忧天的现象。
规划这一行业仍然拥有非常广泛的未来，它源于空间，走出空间，还会重回空间。所谓源于空间，就是空间资源的提供是各行各业的载体。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还是行行业业的专业性规划也好，空间规划作为一个基本保障，它是基本的载体，离开了这一基本载体的秩序的建立、品质的提升以及对未来的畅想，都会变成空中楼阁，这是这个行业要对价值所做出的承诺与坚守。随着科学进入复杂科学时代，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随着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行业的决策前提和治理特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考虑问题的边界在于“变”，相关性能规律在变，因果律的规律也在不断地迭代和变化。大量的技术进步为这个行业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平台拓展的规划路线。规划师逐渐地从简单的技术权威，或者是技术和政治权威的组合体，变成了多元化角色沟通和桥梁搭建作用，多学科跨行业的沟通融合的能力亟待提升，从简单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产品供应商，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咨询服务商，到了对各行业发展、对政府执政长期的陪伴。所以，无论它向哪个方向变化，这个行业仍然是服务业的主角。而且随着空间规划、关注范围更为广阔，我们逐渐变成了生态服务业的主角，生活服务业的主角，生产服务业的主角。
因此我的结论是，尽管事事无常，但规划建设这一行业是一个永生的行业。即使是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或者是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的物质环境、空间环境仍然会随着全体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求的迭代而持续实现城乡空间环境的更新和迭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