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尹稚教授从新型城镇化工作成效与问题、我国城镇化核心要素的重大趋势以及面向现代化的区域协同与城镇布局体系三个部分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展开介绍。主要观点如下：
01 新型城镇化工作成效与问题
首先，尹稚教授对十八大以来确立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简要阐述，强调坚持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一直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其次，尹稚教授列举大量案例与数据，肯定了新型城镇化多年来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空间格局、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农村农业融合发展和农村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方面的显著成效。同时，尹稚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面临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五大不平衡不充分：人群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化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城市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要素流动不充分。尹稚教授认为，尽管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未来依旧任重道远。
02 我国城镇化核心要素的重大趋势
尹稚教授介绍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及其影响，指出在外部巨变冲突与内部动能转换的发展环境下，地区不平衡问题与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已成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大挑战。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加之国内新旧动能转化风险加大，地区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与城市进入要素资源稀缺争夺期，抢高端人才、抢优惠政策等行为频发；相对落后地区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与相对领先地区陷入城市病的问题都会加剧地区不均衡状态，亟需我们共同应对挑战。而“户籍制度”“金融制度”等体制机制作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倘若没有较大突破或未啃动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则很难预判我国未来城镇化面对怎样的局面。
尹稚教授从我国人口发展趋势、产业发展趋势两个方面分析影响我国城镇化的核心因素。
从人口发展趋势来看，一是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城镇人口增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后总量下降，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二是城乡单向流动逐渐转为双向流动，既支持村民进城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也鼓励热爱农村且具有现代农业技能的市民回到乡村去。尹稚教授强调农村人口需保持的必要水平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三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将持续扩大，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四是需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低保人群等特殊群体的需求；五是人口流动步入调整期，家庭化流动、城与城之间分层流动趋势增强。
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一是中西部地区承接制造业的扩散，其城镇化水平提升得到有力支撑，东部地区则逐渐实现产业服务业化，依然是吸引城镇人口的主力；二是科技创新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等级进一步提升，如近几年成渝地区的崛起；三是数字经济将加速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通过“信息+物流”的方式把偏远农村地区等时效性地纳入到交易市场当中来，助推农村现代化；四是消费成为拉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吸引人口向能够提供优质服务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转移。
03 面向现代化的区域协同与城镇布局体系
城市群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热点。但当前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只有长三角和粤港澳两大城市群，其他城市群由于中心城市发展薄弱，还在漫长的培育过程中。由此，中国城镇化当前的发展重点转移到都市圈，整体形成了“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动态发展逻辑。尹稚教授指出，至2050年，我国城市群将从沿边形态演变为菱形格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将以“钻石结构”支撑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合关系并应对国内大循环。尹稚教授特别强调由于我国不同地域差异化显著，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两个施策原则显得极为重要。针对城镇化中“人”的问题，尹稚教授提出重建城乡要素双循环才能使中国实现传统的、长时间延续的城乡双向连通与共同繁荣，而其重点就在于“欠发育人群进城，发育成熟人群返乡”。因此，我国城镇化的现代化也将以“人”的需求为中心，最终实现“人、城、乡、治”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
04 交流与互动
Q1：我国城镇化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导致大城市越来越拥挤，而小城市却慢慢萧条，请问您认为“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城镇化应如何平衡？
尹稚：我们所讲的大城市或者说“一城独大”，其实是中央主城独大。以北京为例，80%以上的优质资源、国家功能等都集中在中央主城，必然吸引更多人口流向大城市。当前主要采取的有效疏解措施主要是在中央主城不再投放科研、教育、医疗等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用地。已有设施在扩建过程中均采取异地选址措施，先向郊区新城扩散，进而向与京津冀都市圈有密切联系的共享城市扩散，但这也需要时间实现。
Q2：请问尹教授，在今后10—20年内，我们中国在对待新城新区建设和发展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尹稚：新城新区发展有两个发展思路。首先，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内采取的是管委会制，即只抓经济不负担社会职能，进而客观导致了的大量职住不平衡问题。因此，应从过去的单一经济职能地区转化成综合性新城地区。其次，对于我国一些争夺科技高地或高度专业化的新区建设仍可维系管委会体制，至少在五到十年内不需其承担其他社会管理职能。但这种新区更为专业化、数量更少，不可大范围在全国布局。
Q3：请问您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相比存在最大的阻碍什么？
尹稚：长江中游城市群最大的问题在于长沙、武汉、南昌这三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合作关系很差，基本处在各自为战、三足鼎立的状态。其他城市群中，如福州城市群，很明确的是福州为引领，带动其他城市发展，形成了各种功能的再分工，因此发展很快。而长江中游城市群三方“叫板”状态已然大于合作状态，从地理区位来看，未来发展应该是以武汉为龙头，在三个大城市联系的轴带上优先强化合作机制，慢慢地形成更多的利益共识和目标共识，而不是三方背向发展，这样才能实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崛起。
Q4：请问尹教授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进程是否已经进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如果是，想请问您有什么突破方法？
尹稚：对于中国而言，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我国差异度很大，发展腾挪空间也很大，阶层之间的跃升余地也很大。将就业空间放到全国尺度考虑，其实是没有那么“卷”的。我国这种广域人口大国不能简单套用“中等国家收入陷阱”来判断未来，我们没有这方面先天的条件和制约因素。
最后，尹稚教授指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无论规划背景如何变化，基础学科知识才是“看家的本领”，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保持初心，才能走得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