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要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的建筑，对新建250米以上的建筑，也提出要进行严格限制。这是继2020年4月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首提“限高令”之后，第三次明确500米和250米两道“限高令”。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成为拥有超过500米超高层建筑最多的国家。“限高令”发布后，超高层建筑乃至日渐增多的高层建筑主宰的现代城市，再度引起各类媒体及民众的广泛关注。谈论“限高令”之前，诸多媒体从经济、消防、技术和政策等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评论。但是，对于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的限制问题，需要回顾一下现代主义城市的发展历程，以便读者能更好理解超高层建筑和高层建筑主宰城市的来龙去脉和城市发展思想的变迁。
01 高层、超高层是如何成为主流的？
高层和超高层的建筑是工业革命技术变革中十分体系化的产物，真正把这种建筑和由这种建筑主宰的城市上升到社会哲学层面，成为一种城市建设“范式”，柯布西耶和他的名著《明日之城市》是绕不过去的一环。1887年出生于瑞士的法国移民柯布西耶，是现代建筑和现代城市思想的鼓吹者；其丰富多变的作品和充满工业文明激情的建筑哲学和城市规划思想，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城市面貌和至今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他留下的名著《走向新建筑》和《模度》是现代主义建筑和功能主义建筑的宣言书，也使得物美价廉的市民建筑和大众城市成为可能；以1922年巴黎秋季艺术沙龙展览会展出的勒·柯布西耶“300万人口现代城市规划设想蓝图”发展而来的名著《明日之城市》更是主导现代城市规划建设达百年之久。
《明日之城市》的典型特征是：（1）功能分区明确；（2）市中心建高层建筑（限于当时的技术他只画了18层）；（3）建筑的高层化带来的好处是降低了建筑密度，可以空出更多的绿地，供居民休憩和文化娱乐；（4）底层透空以使视线通透；（5）棋盘式（方格网）道路人车分流；（6）建立小城镇式的居住单元（有点像当下讲的生活圈）。
在柯布西耶眼里，直线、直角、高度、速度是他的最爱。现代主义充满了一种几何精神，也是一种驾驭速度的快乐，还是一种向上垂直生长的激情演绎；那是一个汽车开始进入家庭的时代，也是一个大量采用钢材不断提高建筑高度的时代。速度加垂直生长，也带来了绿地空间的扩大、道路宽度的加大，让城市沐浴在更充足的阳光照耀下。柯布西耶充满激情地构想了未来的梦幻之城、光辉之城、辐射之城。在柯布西耶描述的“垂直花园城市”里，摩天大楼是主角，但只占5%的地面面积，95%留给了绿地、道路、广场、体育用地、饭店和剧院。
柯布西耶的这套理论构想，当时并没有被“历史文化名都”巴黎所接受。但到1950年代，因大规模战后重建的需要，发达国家全面进入汽车社会。钢结构带来的高层建筑装配式建造的便利，使得柯布西耶的主张立马变成了国际上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主流，并延续至今。现代主义城市范式的“高效率”，也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而所谓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的提出更是为城市垂直生长推波助澜，使超高层建筑成为实力、富足、权力和欲望的代名词。当然，柯布西耶并无缘得见这迟到的一切，他是一名规划革新派的斗士，对建筑技术的发展和大城市时代到来的预言是正确而有远见的。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现代主义城市的建设中，追求效率的机械化、工业化、标准化确实解决了当时乃至当下的问题，回应了土地日趋紧张、建设规模庞大的现实需求。当然，柯布西耶在和当时的保守势力的论战中，也留下了诸多矫枉过正的论断，情绪、激情大于科学的论断，有不少也被后人全盘传承，代代加码变成了“机器城市”崇拜和“高层建筑”崇拜，这也是后话了。
02 超高层的质疑和变革，并非始于今时
对柯布西耶现代主义城市范式最早的、也最著名的批判来自人本主义的视角，其代表人物是简·雅各布斯。雅各布斯是一位有着人本主义情怀的评论家，其代表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和《把街道还给人民》也是中国从业者耳熟能详的大作，核心观点是城市是生活的载体，城市是一种最为复杂、最为叹望的生命体。在她看来，城市的主角是人，是多元化、多样化、多诉求的人群。市民不是机器上的零件，也不是棋盘上的棋子，可以被“鸟瞰式”（居高临下）的规划任意摆布，城市也不是通过统计学和数学方法就能简单分析的，也不是通过简单概率计算就可以预测的，也不是把问题转化为平均值就可以把握问题的本质的。雅各布斯主张通过理解人、理解复杂的人的生活，去理解和认识城市；在她看来，城市是混合的、复合的，而不是柯布西耶眼中的那般纯粹的或几何化的。但很遗憾，雅各布斯是个圈外的评论家，她并没有能力提供另一种城市范式的可能性，其著作对思想界的影响较大，很有警世价值；但是，她对实践界的影响远非如此，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在柯布的城市范式下狂奔。而真正能引发对“柯布范式”做出重大变革的，是时代变革带来的新诉求的出现；对节能、低碳和幸福感的追求，恐怕是最大的三种新诉求。
03 超高层是时代变革的产物
当年雅各布斯在批判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城市范式时，曾指责柯布西耶这类大师把城市当作规划师、建筑师的“艺术创作”，并认为这种范式的创造是脱离生活的独芳自赏。这种批判虽然在大众中引发了讨论、热议和好评，也对业界产生了重回生活的警示，并推动了与建筑和城市相关的行为学研究，但这位评论家也和西方职业界结下了深深的“梁子”。深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她过高估计了建筑师、规划师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柯布西耶如日中天的时候，其“伟大梦想”也被放在一边，少有实践的可能。主要原因是时代限定，他的思想超越了时代需求和时代可能。前者是思想上的和前瞻性上的，也是现实意义上的；后者是技术限制性的。所以，中国老话讲的“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柯布范式”在1950年代以后得以成为主流，这是时代的产物，确切讲是工业文明时代不断发展走向巅峰的产物。效率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追求，无论是土地利用的效率，还是交通的效率，讲到底是追求时空转换的效率所带来的资本效率的提升。二是生活模式同样也是时代塑造的。快生活是典型的工业文明时代特征，那是一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年代。柯布西耶对速度、高度的激情迎合了这种生活模式，本质上也迎合了丛林法则下更高、更快、更强的竞争规则。超高层建筑和高层建筑成为主体的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生活、生产要求，而生态诉求在那时还是地平线上刚刚露头的帆影。三则那是个“没有极限的增长”流行的年代。人们对技术进步充满了乐观情绪，对自然资源、化石能源的理念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唯一感受到的限制是土地资源的紧张（地球陆地表面积是恒定的）。所以，垂直生长就是人类应对这一挑战的技术选择，对大多数人地关系紧张、粮食安全压力大的国家更是如此。以高度换取城市开发的集约化（节省土地资源），以高度增长换取密度的下降，多留绿色空间（提高生活舒适度）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时至今日，这种选择并不过时，这也是为什么限建和慎建要设500米和250米两个门槛，而不会提全面禁建高层建筑的原因。
04 “限高令”：并非全面否定，而是科学改良
我国三提“限高令”，并将其纳入战略性、引领性的国家发展专项规划的主要原因，也来自于生态文明时代的需求。一是节能和低碳目标的实现，这是城市发展垂直生长和水平蔓延之间的平衡问题。城市功能复杂多变，有的可以彼此兼容、混合，有的则彼此冲突、矛盾，所以才需要通过垂直的或水平的功能分区或聚类，以建立联系或预防冲突。由此产生了各种交通和能源等支撑建筑和城市运行的输配系统，或运人，或输物，以实现功能组合和城市运转。垂直生长的好处是大大压缩了水平面上的时空距离，实现了地面交通的“短出行”和所有输配系统的“短联系”，以节约水平输配中的总能量消耗，这看上去很美好。但就如同所有技术都存在“边际效应”一样，当垂直发展突破技术上的最佳边际点时，垂直输配系统的总能量消耗就会超过减少水平输配所带来的节省，出现物极必反的效果。这种边际效应，与建造技术和输配技术有直接关系。如果突破了边际效应的临界点继续垂直增高，其目的就不是节约和减碳了，也许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驱动下的政绩工程，也许是权力或资本主导的理性功能之外的需求，反正和科学理性无关了。选择500米为禁建标准，正是基于当前我国的建造技术和输配技术下综合测算的选择。而审慎建设定在250米，则也为今后的技术探索和进步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也为人地关系紧张的大国留下了节地与减碳、垂直发展与水平蔓延再平衡的机会。不要把“限高令”简单理解成反对高层建筑的道理，就在于此。限禁建非理性超高层，并不意味着对现代城市范式的全面否定，而是对“柯布范式”的科学改良。
二是安全与幸福感的强化。幸福感的基础是安全感，对高层超高层建筑最大的安全担心来自于消防安全，这个情况有点像乘飞机安全还是乘车安全的讨论。空难一次死亡人数多、损失大，媒体放大效应明显，几乎没有救助可能，给人印象是飞机不安全，而每年死于乘车事故的人是同期死于空难的几百、上千倍才是真实的数据。建筑的消防规范，也是随着高度增加而梯级提升的。越高越强调依靠内部技防而不是外部救援来解决消防问题，当然成本也随之激增。正是由于技防手段的强化，实际上每年高层、超高层火灾的伤亡人数和发生几率也是远远低于多层建筑的。但公众不会这样认为，公众舆论的意见可能是相反的，这与我国目前技防常备设施不稳定，质量不可靠，运转中的管理、监控非常态化都有关系。而一旦发生高层火灾，我们的外部救援能力存在的短板，更加剧了这种担心。这需要一个建设和运维管理水平的提高过程，也有外部救助能力的提升过程，还有用科学事实讲话，建立正确消防观和大众消防理念的引导过程。单纯从消防车的云梯高度去谈高层和超高层消防问题，也是片面的。而超越安全的幸福与快乐的感受则因个体喜好而有差异，是在高层中生活和工作、纵览天下风光的感觉更好，还是住别墅居家办公更“接地气”，可能是不同人群的选择。
总之，“限高令”针对的是非理性的城市垂直生长，针对的是非理性的政绩工程，而不是引导城市非集约化发展和水平蔓延。如果纯从舒适感出发，可能人人都会认为住宽大而有花园的别墅优于住标准化而面积有限的高层住宅。但在中国的人地关系背景下，这是更加不现实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20年前我们就有了“限墅令”，而今天才有“限高令”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