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赵燕菁教授在文章《国土空间规划的技术选择》中提到当下是规划工作的至暗时刻，摆在中国规划界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固守教条，结果是兵败湘江，甚至整个规划学科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条路是回到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就可能是四渡赤水，死地复生。文中谈到了放弃顶层设计优先解决“能用”的问题，用好存量知识解决可操作性的“管用”的问题；也谈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规划提出不同的要求。眀确规划不是用来提出问题的，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这才是好用的规划。说一千道一万，敢于直面现实问题，能够解决发展中的真问题，规划工作才有立足之地。
01 对人类解决问题过程的系统论理解
今天我想首先谈谈面对城市这个复杂巨系统时，对人类解决问题过程的理解。从系统思维的视角看，这个过程是对一个复杂现实情景的状态描述和过程描述不断交替转换的过程。和所有适应性生物的生存和进化法则是一致的，我们要生存和发展下去，也必须弄清楚感知世界中的目标和过程世界中的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讲的目标和手段的分析，也是当代政策分析的核心任务。即给定一个向往的状态（目标）和现有的状态（现状），任何适应性生物要想活下去或活的更好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两个状态的差别（问题），然后找到消除这差别的相关过程（解决问题的手段集或手段序列），中国人把它看成是“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并强调“知行合一”的循环。
02 对规划中“解决问题过程”的理解
那么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规划发挥着什么作用？怎么去理解规划的有用、够用、好用、管用？
一是复杂系统的状态描述和过程描述来自于广泛的学科和实践积累，既有描述性的现象总结（pattern），也有机理性的解释探索（model）。按当下学科类型的归类，这属于规划的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理论，按中国对古代营建者（堪舆师）的要求是“知天文，识地理，上晓圣意，下达民情”，这是在典型的简单科学或经验科学时代中，对一身具备多学科、跨学科能力大师的要求。而当下复杂科学时代，这种要求非个人所及，已被多学科、跨学科、融贯领域科学甚至是超学科性专家群或科学共同体所替代。
二是识别和判断在复杂系统演进过程中存在的中间性稳定状态，并以此为参照物确定我们向往的状态（目标）。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方面确定目标是规划工作的一部分，但单独的目标导向规划只是一种假说，而不是一张所谓的可以分毫不差干到底的蓝图，目标永远是动态的，需因势利导和与日俱进的，也是要在实践的检验中调整的，有一个不断调适以反映适应性变化的过程。
之所以讲它是一个假说，涉及到另一方面，即目标产生来源的多样性。它可以是一个先发实践结果的历史总结（pattern），我们认为合适就拿过来用做标杆；也可以来自某种“科学”模型的推演情景，其“严谨的逻辑”值得“信赖”，所以结果就被接受为目标；也可以是某种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表述和价值观的概念表达；甚至可以是某个天才或疯子的洞见。在确立目标的过程中各抒己见、各圆其说的学术争吵可能催生“零和谬误”；也可能引发局部正确即整体正确的“组合式谬误”，由特定利益主体主导的目标设定常常如此；对前人经验的盲从也会产生“事后归因式的谬误”，这往往是亊后诸葛亮式的后知后觉；教条理论家自视甚高的幻觉也会出现典型的“棋局式谬误”，因为他们常常认为可以如摆弄棋子一样去轻松驾驭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所谓“标准无上限式的谬误”也很多，一般而言我们设定的目标既包括达到目标所需要的资源投入的限制，也包括了达到目标所需要的人的权益限制，而当我们对目标采取一种不设上限的方式时，也许所助长的是过于庞大的政府机构、更多的债务和更多的滥用权力。这些都意味着放弃适应性原则，盲从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目标，一条道走到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三是如何使从上一个中间性稳态（现状）向下一个稳态（目标）的过程“更有效”。这是一个人类解决问题的核心过程，在完全没有规划手段的情况下，这更类似于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过程，即尝试多种自然法则和物种社会群体法则所允许的变换，再到由于坚持不懈的试错和偶尔遇到的好运气，发现通向目标的变换序列或变换渠道为止。而规划则是加入了一套“选择性”干预以试图提高试错的效率，或者讲是提高选择有效路径和行为的效率。
选择性干预条件宽泛而多弹性的规划的好处是尝试机会多，对独辟新径的创造性破坏包容度高，而问题是资源、时间成本高，变数多也意味着机会多，也许不立竿见影，但经得起在长期实践中调整的检验。而选择性干预条件窄而刚性的规划则有相反的结果，短期轰轰烈烈，也许长期看由于适应性差，也许在某个关键转折节点上积重难返，会赌得满盘皆输。从当代系统论的进展看，前一种做法正视不确定性，强调适应性，而后者更执迷于确定性，对运气的依赖度更高；前者更能应对人性的复杂，而后者更能应对自封闭工程技术系统的绩效提升；前者更适合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年代，而后者更多地带有战争与革命年代的味道；前者更适合处理宏观和中观的长周期调控，而后者更适合处理尖锐的紧迫性矛盾。
03 健康与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城市复杂巨系统
我来举两个例子来聊聊系统的复杂性，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可持续发展。
（1）健康城市
对城市这个善恶交织、毁誉共存的复杂系统有无数的定义：功能的、功利的、意识形态的、过程特征的、动力要素的。健康城市是产生较晚的、从人类发展视角出发的一个比较新的定义方式，其核心是：建设适合人类健康生存和生活的环境，提高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质量，延长人均期望寿命。
探讨的议题也很多，如健康与文明、健康与环境、健康与福利等，属于较大的范畴；也有年度体检机制的建立、生活方式的引导、健康运动的倡导，家庭、企业、学校、社区等社会环境的改善，道路、公园、住宅、水源和各种市政环境的优化，卫生保健和医疗环境的提升，还有健康产业能否成为支柱产业的思考，持续健康管理能否成为新公益事业的争论，乃至可以一直细化到社区运动器械的配置等等。其评估既有对结果的关注（如寿命长度、生命质量），也有对社会与环境设施的保障、政府的投入与政策支持以及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等等多方面的关注。评估中有各种统计学中“相关性”的建立，也有行为和结果与软硬环境条件之间的因果循证的尝试。实践改进过程涉及多个方面，有大到全球尺度的气候变化影响与环境友好社会的探讨，也有经济动力与就业和收入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的讨论，还有技术创新催生的是社会融合还是阶层割裂所产生的集体焦虑的争论。凡此种种有相当一部分并非传统规划领域所关注的话题，但它不断创造着新的需求，改变着人的行为方式，也必将改变城市的未来。
（2）韧性城市
另一个是老话题，即可持续发展问题，当下与城市相关并被热炒的韧性城市问题。即面对经济危机、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战争风险我们的城市有无预测、应对和恢复能力。这不仅仅是建立标准的问题，更是在运行中如何合理调配资源，将各类风险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并确保城市基本功能系统正常运行的问题，这涉及市场冲击、政策冲击、资源冲击。现在对韧性城市的理解，这种对韧性的理解，关注的是适应性学习的能力，和如何培育抗风险的、可持续的、长期发展的能力，是从早期对工程韧性这种后向性恢复（recovery back）的思路，转向包含恢复旧均衡与创造新均衡的双重思考的生态韧性，进而发展到对前向性恢复（recovery forward）和演进迭代的理念的演进韧性的关注。
对复杂系统而言，短期冲击是偶发的，而多种子系统负外部效应的长期扰动是更为常态化的。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认识到物质设施和环境的韧性是有限的，到了某个临界点时就会崩溃或灭失，唯有重建。而只有人类的恢复能力是最大的，能改变人类的结构与总量乃至恢复力的是技术进步，最极端的讲法是只有科技进步能使人类在地球毁灭的巨灾面前可能得以续存。所以关于城市韧性的研究从早期的工程学对基础设施复原和抗冲击性的关注，走到生态学背景的扰动吸收理论和自我组织、自我学习能力的提升，走向对适应能力的关注，即关注复杂系统动态演化的规律，调整发展范式，实现动态适应，在风险面前追求创新改变以适应充满不确定的未来。
这些都是规划面对的新挑战，试图靠少数学科的改良或少数学科的新建来解决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执这类观点的人无非是把个人的稻粱之谋变成行业和学科的稻粱之谋而已，他们的关注与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生产无关，与权力和利益更相关。
04 规划知识产生的变革
接下来聊聊学科建设和规划实践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面对的挑战和出路。城市规划是致用之学，是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诞生的，多年来伴随着知识生产、解决问题中的认知进步，它不断地根据实践中解决问题的需求来划定新的知识空间和新的专业职责以重新描述它的边界，并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当我们讲“城乡规划学”这个学科名称时，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普遍公认的常设学科的知识内核，是所谓科班教育中的“课程总表”，学科专家会把这张总表中的各个科目看成是其专属的“领地”，这就是传统中的“知”，学有所长和术有专攻，走向极端就是划地为牢和唯我独尊。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一词更为频繁的使用，这意味着解决城市问题进程中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和繁荣，带来的是传统学科间争议议题和场所的增加，也客观地回应了城市问题复杂性，其结果是根据跨学科见解的整合（取舍、平衡、融合创造、妥协、避让）去争取更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行动，而行动的结果或者讲整合的结果又返回到传统规划相关学科中去，形成更全面的认知的进步，为连续的前向性知识生产提供可能。
第三，跨学科研究进程是务实的，目的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或至少建构出处理复杂问题的进程。它不仅指导了实践超越传统学科视野的跨界“领域问题”的解决，也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可能，即整合后新知识、新产品或新的理念的产生，不断开启知识生产中知行合一的新一轮的循环。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跨学科解决实践问题的参与者，意识不到这种新循环的价值，仅把新的认知又归回到传统学科知识点的充实和原有框架的局部改良，这就是知识生产中对果盘和混合果汁差别的比喻和描述。这里讲的混合果汁就是近年来更多地出现的“领域科学”这种提法，它强调的是更强的对特定领域的现实关注，用于处理复杂系统问题，它难以像传统学科那样划定的清晰的边界，但具有可以辨识的知识生产进程或研究模式。
第四，21世纪初“超学科性”和“超学科性”研究成了科学发展最前沿，也是最被热烈争议的新词汇，一方面它试图呼吁“解决跨领域的问题”，城市、可持续发展之类的博大问题、宏大主题成为倡导者首先的关注；另一方面它更鼓励走出象牙塔，其研究模式中混杂着多学科、多职业以及十分广泛的社会实践领域参与者的“知行融合”的合作。
目前在美国和欧洲“超学科性”被理解为超越跨学科研究的一种知识整合模式。一方面迷恋技术决定论的人，试图以知识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科学与宗教的统一来实现“人类的统一”，虽然这种未来主义的构想在历史上多次出现，但从没有持久过。另一方面务实的人则聚焦更复杂系统问题的解决。比如：人体本身就是个复杂系统，把疾病看成是源自整个人体的混合结构的某种东西，其肉体、思维、精神共同决定了人的健康、亚健康和患病状态，从而找到整体的保健途径。又如：超学科团队和科研活动可以为认识涉及幸福安康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传统学科中旧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宏大叙事终结了，新的宏大问题正在被超学科性研究所关注，毕竟这些宏大问题的回答永远会给人生的价值带来最根本的意义。
05 展望未来：从“学科融贯”到“科学革命”
这两年我指导的博士生沈毓颖研究了社区规划中的知识生产问题。这种“有人区”的规划和新城新区初创时的“无人区”规划是不一样的，城市更新也好，存量规划也好都是“有人区”的规划，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因人性的复杂而创造出复杂的需求，从而演进成复杂巨系统。
这其中不仅有跨学科的典型场景，还有学术界与“外行”、专家与民众乃至专业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各种“破界”的开放性参与的场景，学术知识与实践经验的融合、多种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学科和职业的融合都表现出典型的超学科性特征，产生了新知识生产的强大驱动力和协作创新的一系列典型场景。
至于我举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这类既超级宏大又细小入微的复杂系统问题的解决，无疑也会是跨学科的主阵地，是“超学科性”实践的主战场。规划的实践还会继续下去，顺应规律的同时，改变和创造规律，这恐怕是人类和一般适应性生物在解决问题时最大的区别，这种适应是双向的，可被干预的。在当下市场，在各种生产要素配置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市场也在变化，简单地遵循单一自然法则的市场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未来的。规划、规则、规制仍是健康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切的价值判断来自于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福祉的追求。
将近20年前吴良镛先生创立中国的人居环境科学时就点亮了“学科融贯”的思想火花，并期盼随之而来的“科学革命”，这将是一场由人居环境核心学科跨界组合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和相关职业跨界联盟共同主导的，面向中国城乡建设实践的科学革命，它迟早会来，Never too late。
*本文为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教授在第十六届国际中国规划学会年会闭幕式上所作的题为《健康、可持续发展与规划知识生产的变革》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