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新区VS城市更新
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加速阶段，但离真正的成熟期还有相当的距离。至少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城市化率要从目前的理论上接近60%，上升到80%。这意味着未来要有3亿人的去向问题。
我们最近对未来城市的分布状态做了一个情景分析，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我们国家实行非常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非常严格的生态地区保护情况下，大概覆盖到县级以上，没有覆盖到小城镇；第二种情况，是我们如果采用一个相对比较折中的模式；第三种情况，是严格保护生态，但是在基本农田上做适度让步。
你会看到，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发展，不管是就近、就地，还是说远距离地进入城市，这3亿人口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将会以新型城镇拓展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虽然未来是有3亿人口要进城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有8亿人口在城市里了。那么他们的生活怎么改善？而且当我们真正完成城市化的时候，大概有10亿人在城市里生活，他们的生活质量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
从这几个数字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在既有建成区的城市更新，在未来的城乡规划设计里面，会占一个非常大的分量。跟过去的工作方式会有一些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区建设是从无到有的，其实很多情况下按技术通则来做就可以了。但是城市更新面对的是质量提升的问题，是社会改良、社会复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空间的建设问题。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新区的规划是一个“假说”的建构过程，需要通过后续的漫长的时间来检验。而对于城市更新来讲，一定是因地制宜来做的，没有任何完全一样的城市，也没有任何完全一样的社区。
新区也有很多途径追随的东西，比如追随国际上某种潮流，追随某种创意的思路等等，需要通过后续的实践校验，但这个路径也不是凭空来的，也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城市更新而言，由于特定的人群，特定的环境，以及每个城市里面特定的问题，所以每一个城市更新案例其实是独辟蹊径的，并不一定说是用某一种模式来套。
二、物质环境改善VS社会系统改良
这两年我们叫得比较响的一个口号，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条发展路径，要建设人民城市，那么这里边就不得不谈到人的问题。
传统的城市规划更多的关注的是物质环境改善，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行业或者城市规划这个领域的初心，其实最终目的是社会系统的改善，或者是社会系统的改良。
目前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规划，正在逐渐形成一个“1+N+1”的国家规划体系的变革：
第一个“1”，是引领性规划或者叫统领性规划。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的“发展规划”，不仅仅关注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同时把环境问题等等其他的问题，也都捆绑进来，以人为核心做一个综合性的引领规划。
最后面那个“1”，是空间规划，它解决的是一个基本资源配置、资源保障、资源保育、资源分配的问题，是保底线的规划。
而夹在这两端规划之间的“N”，就是“多规合一”，除了一个引领和一个保底线之外，中间还会有大量的支撑型和行动型的规划设计工作，这些将来都要放到“N”里面。
三、复杂系统VS系统性变革
未来的以人为核心的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其实它也包括了人与基本的土地资源之间的和谐，城市与乡村的共生性和谐，以及各种类型的空间共享，城市更新其实跟这三者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城乡系统是个复杂系统，很多有经验、目标远大的规划人士，试图去做一些所谓的系统性的变革，但是往往由于对系统的复杂性认知不足，初心是善良的，但是采取大量的强干预措施，很容易启动一个恶性的循环。
这里我想谈两个系统变革的原型：
第一个就是“试点”。当我们试图改变一个旧的系统的时候，往往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先通过试点，来建立一个新的“吸引物”，通过它树立一个样板，来吸引旧系统不断地向它靠拢，最终实现所谓新观念和旧系统之间的共存。这种模式往往是一种渐进式的。
第二个就是“子系统分离模式”。复杂系统分为两类：一类是最典型的大自然的气候系统，是非人文化的，有很多的不可解或者不可知性；另一类是人工系统，我们可以对人工复杂系统做适度的剥离和分解，通过这些独立的功能性子系统来控制其中的因果关系，通过阶段性的正向循环的积累，不断地推动更大范围的循环。
对于复杂系统来讲，掌握其中的因果关系大概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在做对的事情以前，先学会如何把事情做对。要学会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地去推进这个目标，而不是说把规划师和设计师自身的目标，强加在特定的人群之上。
第二个，就是要有一个俯瞰全局的制高点的把控。所有的旧城更新，你能收集到的最敏感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一定是老百姓忍无可忍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你控制住这个制高点，你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动力支持。
还有一点，就是面对复杂系统，发现和培养学习型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规划师需要有两种能力：一个就是所谓终身学习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跨越原来的专业领域和所谓的专业科班范围，向其他领域和其他团队寻求新的知识的能力。
四、复杂系统VS突破性变革
这两年很多人经常说的一个词，叫突破性创新。那么究竟什么叫突破性创新？创新大概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说，至少你要做到实实在在的，与需求相符，回应所有的项目参与者、利益相关人的这些当务之急。我们把这些称之为“变革性的解决方案”，但在国际上并不把这些东西称为突破性创新。
另一个层面，从行动者而言，就是与目标系统的需求和可能性要高度一致，这是基本的有效设计。进一步通过权力分配方式的转换，来激活更多的参与者发挥创造性的影响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建、共享、共治。
实践方法1：分享权力
这个权力要怎么分享呢？
第一个，就是在决策、创造、实施和评估的权力中，要与参与者分享。比如拿到一个项目的时候，与参与者一起定义它的真实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根据你的所谓科学理论逻辑，去简单推演出问题。
第二个，其实是对参与者的基本信任问题。一个优秀的城市更新，应当是在基本信任前提下，所有的参与者能够共享大部分信息。
第三个，任何一个参与者都多或少的具备领导力，如果能够把他们的动力调动起来，承担更多的角色，你的方案和进程可能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还有一个，就是如何通过创造一种环境，来激励权力的分散，来使得更多的人发挥创造力，最终就是如何实现各种使用权、所有权的一个共享。如果没有共享的话，共建共治的动力就不存在了。
实践方法2：关系优先
在一个社会环境下做工作，要关系优先，要理解这里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优先其实意味着你要花时间去关注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群体或者每一个人。但更多的情况下，大部分是做群体画像，至少最典型的群体应该有非常明确的观点。
第二点，就是从项目开始，就要建立在一种共同承诺的基础上。共建、共享、共治的前提，是建立在一个大家都赞同的清晰的承诺基础上，而且你在项目回顾当中，当初的共同承诺会变成一个检验标准。
当然中国人的关系也特复杂，如果你不深思熟虑来用好这个关系，也很容易陷入这种小集团之间的相互挤压、裙带关系、从个人喜好出发等各种各样的东西。
实践方法3：有效利用异质性
我们城市规划这个队伍的背景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知识面是相对单一的，如何在专业化跟多元化之间平衡？可能很多人会担心，多元化程度高了，会带来管理的复杂化、专业水平的降低等问题。而这恰恰是城市规划在转型期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城市更新如果从简单的物质环境设计，转向社会治理，这里面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一个是视角的多样化，对创新需要的洞察力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是不戴有色眼镜的，不是说怎么防止有色眼镜，而是说如何通过这种用心的充满多元元素的组织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要有数量足够多的背景多样化的人。越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实是没有规划大师的，它其实是需要多人群汇总来校核意见，最终通过一个团体水平，来达到一个更高的认知能力。
实践方法4：认可多种知识获取方式
这些年讲重视知识，知识就是生产力，动不动就是所谓的大佬领衔。这个很容易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习惯把这种科班性的技术知识置于其他类别知识之上。
除了体系性的科学知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系统，就是不会通过科班教育给予的这种非技能性的知识，就是所谓非学术的、由于日常训练而积累的这部分知识。而这部分知识对于旧城更新来讲，对于城市的这种复兴来讲，可能更为重要。
实践方法5：早做、多做原型测试
所谓的原型测试，也是一种思维产生方式。先有一个项目原型或技术路径的原型，早做和多做原型测试，当然有好处，每一步都跟参与者分享，这样就会防止你所有事情都快做完了，你才发现这里边埋的地雷非常多。
你在每一步当中都采用这个办法以后，当项目进入到更深阶段的时候，你才能够有更高层次的提升。
当然突破性创新很难，因为城市规划的主导潮流是自上而下，或者是技术权威说了算，或者是政治权力说了算。你现在要面对问题是，如何把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传导进程，与一个自下而上的需求主导进程，实现一个有机结合，一旦突破这一点，你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的这个突破性创新，才能有进一步的良性循环。
第二个就是反复要强调的权力资源、土地再分配，如果不能突破权力分配模式，只是在现有的架构里边来做事情，那不叫突破，只能叫提升。
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这种突破性目标，都不是一点点的改变的，而是希望产生一种崭新的、面向未来世界的一种改变。通俗来讲，就是一个脑洞大开的过程，不是渐进式改良的过程。
五、工程师思维VS社会工作者思维
科学严谨是规划这个行业的特点，理工科出身又做城市规划的人都具备这个特点。工程设计的模式，第一就是它可以不计其数地尝试；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建立一个所谓的科学上的深刻认知；还有一个就是它通过反复迭代、改进，才能够形成最终的产品。
但是这套思路应对社会改良其实是挺要命的，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不适合人际之间的这种所谓交互设计。因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复杂条件下的相互影响，非常难用这种纯定量化的东西来表达。科学上常用的这种试验和迭代，很难在这种人际互动领域里边去做复制。可能要另外一种东西跟它结合起来作为补充，这就是所谓的人本设计，就是社会工作者的思维。
从定义问题，到发出设计指令，到对潜在用户的定性研究，到结构化的练习创意思维模式等等一些更感性的东西、更定性的方法，需要跟科学的这种定量的方法去结合。
六、设计控制VS设计治理
把规划设计当做社会治理的工具，其实这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我们国家提出“治理现代化”这样一个大的命题，那么规划设计在这里面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过去我们说，通过规划设计可以改变环境等等，其实我觉得还要上一个台阶，就是如何使得规划设计跟经济、社会、环境这三者更为直接密切地挂钩。
如果你做了一套空间工具，改完以后，经济产值下降了，产出能力降低了，也不能说是一个好的规划设计。如果你不能够大幅度提升，那你能不能在节约上想点主意呢？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通过这种空间工具的介入，能实现税基扩展，实现健康环境改善，那就更好了。
社会改良角度，城市规划是直面社会问题的，空间工具怎么去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增长知识，增加技能，重新认识自己的环境，重新认识他的幸福感、获得感，其实这都是规划师在具体的空间环境中，在规划设计当中可以延展去做的事情。
环境角度来讲，一个就是大格局的改善，比如棚户区的改造，不是说简单地去改善居住环境，而是要站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尺度去讨论，实现整体的城市大格局的改善。
再比如从环境角度讲，要提高承载能力，我一开始放那三张图，如果要在最严格的生态红线保障和最严格的基本农田保障情况下，还要实现这么多人的全部城镇化，几乎那张图上所有圈的红点都要面对一个承载率提升的问题，要用更少的资源，来实现更高强度的承载。
那么城市更新成为未来城市的一个主要模式的话，就是从增量转向存量的挖潜，存量提升，从关注规模到关注质量。其实城市更新也经历过一个不同阶段、不同过程，从早期的修补一点物质环境残缺，缺啥补啥。现在我们还在补短板。
那么再提高一步，就是调整置换功能。再往后就是空间环境。最后就是促进空间产出，就是刚才讲的经济产出、环境产出、社会产出。这个过程是一个从物质逐渐提升要求的一个过程。跟它相应的城市设计手段，其实也在不断地抬升，而不是简单的就空间论空间这么一个模式。
同样你会看到，城市设计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早期认为它是一个技术手段，更偏技术方案，然后到拿它当一个管控体系，怎么为更大尺度空间建立游戏规则。最后，是拿它当一个治理平台。不仅仅要建立空间的规则，还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则和利益交换的规则等等。
在这个演进过程当中，最典型的演进都在城市更新领域，而不在新区。新区大概走到第二个阶段就基本差不多了。而城市更新其实是在这三个阶段都会在你的项目当中有非常明确的体现。
从这张图你会看到，设计治理，从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城市层面、分区层面、地段层面、建筑层面，一直到微空间层面，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它不仅仅跟对象尺度发生作用，跟参与主体也可以形成另外的的社会关系。这样才能逐渐使得设计本身从一种技术工具，到管理控制工具，最终实现向治理工具的过渡。而城市更新在这样一个过渡当中，是最有试验前景或者是创造新范式的土壤。
新区建设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创新，因为新区建设都是一个假说建构过程，只有当你真正形成了积累，走进城市更新这个时代，才能使我们曾经建构过的假说得到实实在在的实践检验。而这种检验，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也是管控性、治理性的，只有走到这一步，城市规划才真正的是公共政策了。
七、传播的价值
城市更新其实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那么传统城市规划教育也好，还是现有的城市规划工作体系也好，我们最缺的是什么？其实缺的是对有效传播的认识和有效传播的能力。
这让我想起毛泽东在归纳长征的意义时讲的话，说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那么未来，规划确确实实也是个宣言书，也是宣传队。
现在讲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前景，要从基层社区做起，从小的城市更新项目做起，随着这种概念的普及，它必然可以从小到大，从社区级，到城市级，慢慢的到国家级，是一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规划工作者要能够通过有效的传播，能促进这些共同美好价值的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