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大家喜欢谈一个词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词上一次在中国的语境下出现，是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当时正在从强到衰，国运不济的时候，陷入一场空前的全民族的焦虑。这两年，其实大家也焦虑，甚至是全民焦虑。上到一个亿的小目标没实现崩盘了的，下到猪肉涨价怎么过年的，但是这两个焦虑真的是差别非常大。如果说上一个百年是我们的国运危亡之际产生的焦虑的话，那么当下这个百年焦虑和百年的变局是因国运昌盛而产生的烦恼。
在全人类文明史当中，中国做大国、做强国的时间回顾起来看其实是很长的。我们只是经历了近代史上一两百年逐渐的没落和百年梦醒以后的重新崛起。在百年梦醒以后，我们在这场所谓新的百年变革中，再一次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
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其实有很多不能立刻就看清楚的选择。大到国际关系，是选择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还是想重回当年辉煌的时候那套朝贡体系；是坚持现代化进程，全面推进中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要素的现代化进程，还是陷入那些小国寡民，从片段化的产业发展中得到一些实惠就可以过舒舒服服的日子；是选择在粗放的资源利用道路上继续狂奔，使山水林田湖草快速地进入一个全面超负荷的阶段，还是坚持创新，大幅度地提升中国人利用资源的能力和水平；是将“割韭菜”式的内卷式剥削道路走到底，还是想办法去增强全体人民的收获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谈到治理的现代化，是像传统封建大国一样去培养良民、顺民，还是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治，实现执政党诺言，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道路。这都是站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我们看到从央媒到自媒对这些问题可以讲既有主旋律，也有黑白噪音。因此，如何清醒地认识这样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未来可能的变革道路，其实是大家首先要想明白的。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极为特殊的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时机特点，又是一个广域的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全球事务中也正在和即将扮演全新的角色。种种这些层面的挑战，都使得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的选择变得异常的艰难。
我倒是欣赏一句话，“面对未来，中国没有榜样”，中国只有可借鉴的东西，没有能拿来照葫芦画瓢学着干的东西。真走上另外那条路的话，那就真的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马上将是建党100周年，回顾这段历史你会看到中国的立国之本也好，立党之本也好，其实无一不是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跟中国的实践产生深度的融合，才能走出一条自己所谓的正路。没有任何一个路是照着别人的脚印走的，照着别人走出来的路去走，只会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湘江战役”，会损兵折将，能活下来都不容易。
一、博学之
当下的背景下，怎么解读博学之。“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个知识型的企业，依赖人的大脑活下去的企业，依赖人的大脑发展起来的企业，学习能力永远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20年前，我在《城市规划》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谈人居环境科学的方法论。当时讲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自然科学的学习跟面向实践的学习究竟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在实践当中会发现学科上来的东西、书本上来的东西，到了实践未必就是好用的东西？因为同样是学习二字，背后是全然不一样的逻辑思路。
有人讲中国没有科学，按照自然科学的解析能力来看，中国没有形成体系化的以深度解析为主体的科学主体，仅是学科细分，因为自然科学是探求终极知识（或真理的）。随着社会、世界日益复杂，随着知识的积累日益复杂，大家越来越知道只有更为深度的解析、更终极的追问，才能催化基础知识的生产，所以，它走的是一个逐步细分化的道路。但是当人类要面对现实问题解决的时候，这个思路是可以闯大祸的。按下葫芦起了瓢，一场不恰当的管理风暴可以灭掉相当一部分企业，最后搞得大家连猪肉都可能没得吃。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以一科之言、一家之言来做现实问题综合解决的依据，这是大问题，是要打问号的，不是科学探索的问题。
面向现实的实践、真实问题的解决，我们需要的是反向的思维模式，是知识的综合能力。广泛涉猎、博览群书的目的是针对实践当中的问题，能够重组知识。通过系统化、工具化知识体系的重建，来为真实问题提供一揽子综合的全要素的解决方案。这是科学逻辑的正反两个方面。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常常缺研究的能力，而学者办出来的企业经常不像个企业。这两者其实是混淆了解析跟综合能力在做学问和解决问题当中的思维模式。所以，博学之不仅仅要学，而且要有知识体系，要有面对实践重构知识体系的能力。
二、审问之
这是一个充满疑惑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最可怕的逻辑思维就是死守纯自然科学的思维，或者说死守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纯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轴到一定要追求个确定性，而不会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出谋划策，定大局。
规划离不开预测，很多人觉得一谈到预测就是数理模型。大概最不靠谱的预测都是数理模型做出来的。翻翻全世界的智库报告，大家一个基本共识，最好的预测学家是历史学家，最好的对未来的预计来自于对历史规律的挖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的发展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人。它不是冷冰冰的空间，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人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应该审问什么？首先应该问计于前人、问计于历史。当然我们处理的很多层面的东西是有工具的系统，是有可封闭的技术系统在里面的，这可以问计于科学。这里面的科学讲的是自然科学。同样要问计于人文，要用更为弹性的思维模式来策划。当然我们也会问计于技术。面对治理的变革，我们也会问计于民，去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这里面不仅仅是开阔视野的问题，我们既要学会广借他山之石，不做井底之蛙，同时也要把事情做得更接地气。所有的审问都是围绕着中国实践当中真实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的。
三、慎思之
我们现在给社会上大量的东西贴了智能或智慧的标签，搭建了无数的以机器为核心的技术体系，贴了这么两个标签。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与真正的智能和智慧差得远了去了。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有别于其他的机器，思考的力量是人最核心的指标。可能再过二三十年，所有的工具理性的东西都可以扔给机器去做，但是人本理性的东西它是做不了的，艺术激情的东西它是做不了的。当然，它可以学某个人，画出很好的画，也许哪天机器人可以仿一幅吴冠中老先生的画，但是这叫艺术吗？至于说人类发展最终的自我放飞人性自由，从理想王国最终走向自由王国，还得靠人自己。这是一个关于取舍与平衡的判断，是思考的力量。包含了我们各种的推敲、权衡、博弈，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而不是我们现在给大量技术贴上标签的智慧。这个智慧要能发挥得好，其实跟下一个是有关系的。
四、明辨之
这是一个建立价值题和寻求解答的过程。为什么一个企业总是讲价值优先，因为离开了价值，后面的寻求解答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对于大量堆积到你面前因知识爆炸而产生的五花八门的碎片，踏遍万水千山收集来的五花八门的问题，以及良好的思维训练形成的模式，到了最终要拿出解决方案的时候，很重要的三个字——可行性。规划始终要记得，政治上的可行性、技术上的可行性、经济上的可行性、自然前提的可行性，都会制约我们的工作资源、工作背景、工作环境以及工作结果。最大的政治就是民心所向。没有民心所向，你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也不会千秋万代。
技术求解永远是在路上。20年前我在硅谷工作的时候，Google等等这些企业我们感觉他们的进修、培训强度非常大。这些东西在不断地推进我们对新技术的理解，以及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我们的GDP是降下来了，但是我们依然活在一个技术高速迭代的时代。当年我这代人，从会拿马克笔画图，走向CAD，很多人付出了差不多10年的努力，甚至有些人因为这样一场非常简单的工具变革被淘汰了，改行换业。现在的技术迭代速度远高于当年。不能够因为整个进程有一个时段性的减速、标志性的量的指标有一个时段性的减速就放松，其实它的技术内核在高速的加速。
马斯克今天进行了火箭灾难性事故的安全测试，验证在爆炸中宇航员依然有逃生的机会。一个个人的公司可以在2、3年之内颠覆NASA这样一个几十万员工的大科研、大产业结构一系列的传统认知，这就是技术迭代带来的结果。
今年一月，在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我邀请了一批中国金融界的专家学者来讨论下一步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还有没有金融上的操控工具，我们是不是真的没钱。其实真不是没钱，而是我们大把的钱没花出去。我们干的大部分事情跟公共投资有关，公共投资应该找谁要钱？我们这个领域所谓半公共产品应该找谁要钱？恐怕是政府基金引领，社会资本跟进。还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城市发展的主导动力是要能拿回钱来，这才是金融的功能。
未来大家规划设计出来的产品，按照金融专家的说法，你的产权边界需要是明晰的。任何一个金融机构不会给产权不清的东西放一分钱，因为还钱的时候不知道找谁去。这对我们传统上以工程经济为核心的算账方式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前提的出现，大概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环境以及我们的绿色化路径选择。即使面对这个议题，是不是我们仅仅能做的就是踩刹车，就是关停并转，恐怕根本不是。我们真的以为划几条线就能换来一个更好的未来吗？这一个极度愚蠢的想法。
前一段，长江经济带要启动了，讨论长江问题的时候，相当多的人上来就说长江沿岸划一条后退线，退个3公里、5公里，这里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你觉得这真的能保住长江吗？根本不是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太迷信于用空间隔离的办法来解决大量日益复杂的问题。
长江沿线我们先不说自然地理条件是不是所有的人居都能退个3、5公里，守着这么一条大江大河，它有天然的资源优势。第一，我们目前在长江沿线布下去的大量产业，从维系中国整体工业体系安全角度来讲，哪些个是能砍的，哪些个是不能砍的。第二，我们留下来的东西是不是非要留在长江沿线，能不能用空间布局的手法放在别的地方。这个筛完，真的还会留下一些东西，既是我们不能放弃的，又是离不开长江边的。怎么办？这些东西绝不是靠空间隔离、靠退线可以解决的。你要在工艺工业技术本身找出路，在它所有负效应治理角度去找出路，你才能最后赢得一个多赢的局面。
就这么一个特别小的例子，或者特别小的一个建议，你要对工业体系有常识，要对资源环境有分析能力，甚至当这个问题落地的时候，你要对所有特定的工艺流程以及所有的负面溢出有清醒的认识，甚至要有数字化的建构。因为这个决策的选择不仅仅是技术选择，还涉及到大量的国家财税补贴、转移支付等等一系列政策的确定。你会知道这背后有多少风险。所谓的前提可行，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绝不是就学科、就门类、就行业，一句话就可以一票否定的。
五、笃行之
城市规划的实践，我一天到晚给研究生讲课，讲城市规划基础理论。什么东西可以把城市规划从城市研究当中剥离出来，为什么规划前面的两个字城头变换大王旗，换来换去没把我们干停，依然活到今天，并且依然能够永远地活下去。唯一的原因是这门学问或者这个行业为改变世界没有止境的追求，以及勇于试错的能力，不断的建设。
六、规划设计有力量
看完前面的总结，我们还需要强调研究吗？我觉得不需要了。我讲讲规划设计的例子，尤其是这几年城市设计被炒热以后变成了一个热点，各种说法也很多，一个最多的说法叫重回技术本源。往老祖宗那儿挖，是罗马时代建筑形式美学讲的东西吗？倒也是，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理论本源，但时代要的绝不是这个东西。
前面我讲的面对多元化的博学之应该怎么办，我们的规划设计，有人讲城市规划是靠工具理性活着的，把工具理性极端化是不对的，但是规划设计如果用好了确实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作为政府而言，规划设计无时无刻不在起到引导、激励、控制、风险管理等等非常主导的工具作用。对于非政府的力量而言，比如对企业、对个人，它既是知识工具，也是能力提升的工具，也是他观察评价社会的工具，甚至是他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辅助型工具。轻微到他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空间分析为大量案子提供的信息谁在意过，但是你看看手机上装的大量便民APP提供的信息，有几个是跟空间无关的？几乎没有。
一个好的规划设计企业，带有研究背景的规划设计企业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其实面对的是日益深度的跟全要素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结合，跟全要素资源利用能力的优化与提升相结合，跟全要素全民生活质量提升相结合，至少这三个点你是躲不过去的。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什么？现在中央的文件把它归纳成叫共建、共管、共治。其实这是一个政府向传统管理的空白和传统管理的弱势领域，针对这些领域向多元主体、结构化释放权力的过程。在政府的引导下，赋予多元主体更多的治理权利，创造最新的治理模式。在这套工具箱的打造过程中，规划设计有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价值。
从经济角度来讲，如果作为一个规划设计的智库，你绝不是以空间形式甚至所谓形式美为主导的。你要回答几个最核心的问题，通过你的介入和动手，用你擅长的空间工具能不能做到经济价值的提升、产出的提升。你不能做到提升，你至少应该能做到公共投资的节约、老百姓生活成本的降低。当然再延伸一点，你还可以关注，通过我的介入，能不能实现税基的扩展、全民健康环境的改善。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可以好好琢磨一下。这些东西琢磨透了，你才有价值，才有力量。
从社会改良的角度来讲，这是城市规划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东西，我们要更好地面对社会问题。我们手上的工具怎么更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使得更多的普罗大众能够增加知识、增长技能，重新认识他的幸福以及获得。
从环境角度来讲，我们如何改善格局、提升承载、优化利用，这大概都不是传统思维模式能够完全解决的。一定要忘掉过去对规划的描述，即所谓发展规划管目标，国土规划管指标，城市规划管坐标，这个描述本来是江湖戏言，但是非常不幸变成了工作核心。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机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绝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往回走是没有未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人民的信仰就是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他们的信仰。人民的需求是一份考卷，我们都是答卷人，最后还要交给人民去判断。国家有力量，国家的力量不仅仅反映在卫星上天，月球背面散步，还反映在每一个个体老百姓在被人遗忘的社区里面能不能过一个好日子。这些事情做好了，民族才是真的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