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当前，如果说医院是抗战的第一战线，作为基层治理单元的社区可谓是抗战的第二战线。社区这条战线看似后方，在一些地方甚至看不见什么激烈的硝烟，却是长期持久助力疫情缓解直至解除的重要保障。
疫情是对国家和城市治理体系的一场严峻考验，检测了城市治理体系的应急反应和应急能力，目前已暴露出其中存在的一定不足，需要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得失，通过积极有效的变革改进来强化不同层级的综合治理能力，落实城市治理对疫情控制的关键贡献。
就基层治理而言，狭义和广义的社区都将成为阻击疫情的重要抓手。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和疫情防工作的最前沿，目前各社区的重点工作任务主要包括：（1）组建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队伍；（2）管控小区人员和车辆出行；（3）开展环境卫生治理（消毒）和督查；（4）外来人口排摸；（5）特殊重点人员管理（如疑似病例）；（6）防控知识宣传等。工作的难点在于人员队伍与物资保障以及与居民的沟通协商等。
然而，随着新年假期的逐步结束，2月10-15日前后各地将迎来工作人员返城、生活与就业活动密度突增等带来的新挑战。社区无疑要面对管辖居民越来越多、人员构成越来越复杂、人口流动越来越大、防控工作任务越来越艰巨等客观挑战，需要做好充分的行动预案和手段应对。社区已有的工作内容和方法需进一步强化和拓展，并在应引起足够重视的重点领域做出更好的行动应对，包括下述的“门禁-网络-心理-分诊”等方面。
一、 完善社区“门禁”管制机制，重视老旧小区日常运转，合理保护居民和阻断病毒传播途径。
城市规划曾诟病的“门禁社区”在非常时期则成为重要的社会保护工具。媒体报道的各地村庄通过挖断马路、设置路障、专人管控等“硬核”抗击病毒的做法背后，折射的是疫情期间如何实现不同空间层级、不同规模社群之间开展“门禁”管理的强大内在诉求。在城市中，那些实现了专业化物业管理的居住小区，推进特殊时期的特殊门禁——包括出入许可、体温监测、设施消毒、信息传递等机制，可以获得较为快速的落地，其挑战在于如何达成物业、居民、到访者等之间的意识、理解和共识，如何合理启动和调配相关工作人员。。
但是，对于诸多物业管理缺位的老旧小区，其长期处于失管、脱管或“准物业”的被动状态，在疫情来临的特殊时期很可能成为暴露在隐形危急中的脆弱地区。这类小区无论在空间管制（住区空间的封闭性上）还是社群关系（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比例）上都更为“开放”，承受的“暴露”挑战和“管控”压力更大。因此建议政府对这类小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指导，为老旧小区提供积极的应对方法、人力支持和后备服务等援助。老旧小区现行的自治管理者，很多都是扎根社区的老年人，他们热心为社区提供不间断的需求服务。但老年人也是本次疫情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只有发动更多中青年社区成员加入到这场“门禁”行动中来，利用好现行的“楼门长”制度，才是合理保护居民和阻断病毒传播途径的有效途径。
二、 高效发挥IT技术和物流网体系作用，保障物资生产与供给，减少社区民众“必须性”出行和聚集。
疫情期间，超市购物、上班、上学等都可能成为民众“必须性”的出行选择和聚集诉求。要降低这些“必须性”聚集隐患，需要充分依托发达的网络技术和物流系统。目前，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选择在网上购买日常所需，包括每天必须的蔬菜、水果、肉食等，这对于降低超市、商场的人口密度大有裨益。高校、中小学、幼儿园也纷纷推迟开学时间，但在疫情结束时间尚不明细的情况下，教育机构应该全面启动线上教学的应急准备，为在家办公和在家学习等提供技术支撑。不发达地区由于技术和人力储备不足，难以实现在家办公和求学的，需要发达地区相关机构及时给与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教育等资源共享。在需要的情况下，政府和社区还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蔬菜瓜果等的“每日配送”，建立起特殊时期的特殊生活与工作模式。
由于疫情期间的工作局部停摆，接下来越来越明显的挑战将集中在“物资”的及时供给上，这不仅仅是医疗物资，还包括各种必备的生活物资等，因此保障关键性物资领域的生产和建设极其关键。为此，对于必须在岗服务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农民、快递、保洁还是医生、护士等，社会都应当给予足够的信任、尊重和合理的回报，建议对非常时期重要领域在岗人员进行合理的奖励和补助。
三、 加强弱者保护和群众心理建设，妥善处理社区整体与民众个体之间的诉求。
针对人的群体行为规则建立总是会面临效率、公平和正义等的价值挑战，疫情期间的特殊行动规定同样如此。在当前的特殊时期，如何处理好社群整体诉求和个体诉求之间的关系与矛盾，需要充分的智慧和合理的应对。通过媒体、网络、社区等途径推进健康和强大的心理建设可以对此起到积极的磨合与润滑作用。
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因湖北人、武汉人等身份标签带来的当事人心理重压；另一方面，各地也偶尔可见“外来人”禁止入内的强制管控要求。这些都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但也带来一些潜在的社会关联问题，值得引起各方重视。非常时期，每个人作为个体需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保护好他人，同时也要能够包容和理解差异化的意见和对象。对于特殊的压力人群，社区要给予跟踪性的关照和问候，这是心理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总体上，社区治理是多元角色集体作用的结果，在心理建设和信息沟通过程中，应积极利用微信等网络工具，让社区居民更为充分地认识和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从而促进多方合力防控，减轻街道、居委会、邻里等的“抗战”压力。
此外，对受新肺炎影响的相关弱者实施必要的保护和支援也是社会责任所在。武汉脑瘫儿童因为父亲隔离而去世的新闻，折射出紧张形势下对此类弱者关照的不足。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超出预期，家庭型整体感染的案例不在少数，这个过程会造成诸多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和照料困境。对于的确无能为力的家庭，政府应当给予帮助和支援。城市中应当开设专门定点的场所来接纳和护理此类弱势人群。目前，新肺炎疫情应对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切断传染途径，但不能因为“空间的隔离”造成“人心之间的隔离”。
四、 强化“社区医院”服务功能，尽可能为缓解就医“聚集性”困境和区别实现普通病正常诊疗提供支撑。
由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殊性，我们对于其传播途径和防治措施都还没有形成结论性的认识，这对医治系统本身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人们因此选择高级别或者定点医院进行感冒症状上的医疗求助可以理解，但这造成了更多的接触性和聚集性感染。因此充分发挥布点更多、空间更为分散的“社区医院”服务功能，可以为缓解就医“聚集性”困境和区别实现普通病正常诊疗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在疫情严重的武汉，新肺炎救治主要启动两条通道，分别是社区排队和定点医院筛查。社区医院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之一是病患信息的分散收集和上报，挑战则是因人员、物力和空间所限，登记的患者何时能等来及时的医疗救助。
社区医院在应对疑难杂症上的能力有限，也不可能在特殊时期马上变身为可以处理新肺炎，或者立即获得民众相信的新肺炎治疗窗口。但由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治愈主要靠人体自身的抵御能力，一些中轻症患者不需要通过住院来康复，这为社区医院在疫情抗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提供了可能——包括患者信息收集、疾病应对宣传、初期诊疗设施供给等。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努力的重点在于：一是增强社区医院的自我防护能力（防护设备、防护措施等）和医疗人员的新肺炎专项处治技能；二是通过正确的就医引导和舆论宣传，让部分自我怀疑或者轻症患者先行选择到社区医院进行前期治疗；三是打通社区医院和上层级医院的信息流和物质流，保障社区医院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候能够及时进行快速交接；四是强化社区医院对疾病认识和自我防范办法的宣传扩散。
总之，社区在疫情抗击中是重要而又关键的一环。每个人作为社区的一员，都可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推进社区治理的疾病抗击成效。众志成城，我们需要用团结和自律来迎接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