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现城乡互动互补的平衡发展机制
从城乡统筹转为城乡融合发展，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要破解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体制机制问题，从以城市主导的城乡偏向发展转为城乡平等差异等值发展，促进乡村内生发展的形成，从以城带乡的带动发展转为城乡互动融合自主发展，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城乡发展资源和制度不平等的问题。之所以造成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无法有效实现和展开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城乡发展关系中乡村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在乡村发展中的自身自然社会属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挖掘。
从现实上来看，城乡本身就是一体和互构的。所以一体化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不是是否需要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问题，而在于如何融合一体化和谁被谁融合一体化的问题，谁主导一体化的问题。实际上当前所谓的统筹一体化是城市支配乡村的一体化，是在牺牲乡村发展下的一体化和城市化。如果简单一味地强调一体化本身而不去探讨一体化背后的属性和内在机制，可能就会落入认识误区，无法认识到问题的核心本质所在，也就无法破解融合发展一体化真正的困境和难题。
一体化思维必须将城乡关系中的互动和主导性关系属性考虑进来，融合发展并不是以一方消灭兼并另一方来实现的，不能将一方城市的繁荣发展建立在牺牲另一方乡村发展的前提下，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在于保持各自主体性自主性的前提下互补等值差异性发展。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不能将农民排斥在城市化之外，不能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建立在农村发展衰败的基础之上。城乡隔绝和城乡发展差距扩大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如环境生态代价、食品安全代价，人口素质代价，社会安全代价等越来越被社会广泛的认知。
城乡融合一体化并不是要简单地用城市化代替农村发展，而是实现城乡之间互动互融共荣下的等值差异性发展。要打破原有的理论认识误区，认为农村是落后的、没有前途的、需要工业化现代化所替代的单向线性文明史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乡融合发展，只有建立在平等和等值化的主体性自主性前提下、保护和尊重乡村发展的自然社会属性前提下才有可能。
二、重塑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要素融通协调
中国城乡二元制度结构问题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制度遗存，它既构成了中国三十年经济飞速发展的基础和奥秘，也越来越成为发展转型必须要面对和克服的难题。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所造成的属地身份和福利的固化，异地农民工被排斥在外无法分享到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一发展成果。
虽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大部分都已经转型成为工人或者非农劳动者，但是他们并不能享受到城市工人的保障和福利，也无法定居下来成为城市市民。农业和农村人口也无法从承包地和村庄制度化地转移析出，大量对于农地农村农业的限制性制度约束将其束缚在伴随着人口增长所形成的更为狭小的生存空间内和第一产业中，无法从贫困低效的循环中摆脱出来。
因此，解决中国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这一首要问题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土地就业和居住不平等、城乡发展人均资源占有不均等、公共财政资源空间配置不平等，以及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从属地化的城乡画地为牢转变为城乡人口资源融通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三、破除原有城乡关系的惯性思维和固有框架
破解城乡融合体制机制问题要因势利导，不能因噎废食。解决中国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就业转型和发展问题是一个世纪难题，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不可能简单地套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历史方案。需要针对中国特有的制度和问题创新性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对症下药，才有可能缓解并逐步解决。解决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仅仅依靠国家和财政力量是完全不够的，需要解放思想，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和国民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才有可能实现。
解决城乡问题的关键需要破除原有城乡关系的惯性思维和固有框架。伴随着城乡基础设施改善和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颠覆性变革，中国已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变，其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工业化社会下的城市化聚集和后工业化社会逆城市化分散化进程叠加参杂在一起了。这给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割裂固有格局实现城乡融合互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和可能。
网络信息社会的发展也形成了不同于工业化集中地理分布上的集约效应。人口规模交通设施的改善，创新型经济的生产，都从不同层面重新界定了聚集规模效用。消解聚集地理空间意涵，需要因势利导地针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要求和发展趋势，结合市场化机制，消解原有二元制度格局的制度性屏障，形成城乡之间人员资源的互补双向流动。在拆除城乡融合发展导入城市资源反流乡村的同时，通过制度性设置鼓励其以乡村发展需要的方式，而不是城市化建设的方式进入到农业农村，避免城市优势对于乡村弱势的二次盘剥和破坏。不能因噎废食地一味因害怕由于体制机制痼疾所造成的问题，阻碍打破城乡壁垒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