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文明不断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够感知到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变化。
当传统的国学经院教育被现代教育体系所取代；现代企业制度对传统师徒传承的手工业制度的冲击和迭代；现代化基础设施催生了更为集约、更具流动性的现代城市；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动着农业的现代化和农耕组织形态的变革；现代管理系统维护着城市乃至更大区域直至全球网络这类复杂巨系统的运转；现代消费方式被引入城乡的各个角落，深刻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与之相伴的是现代化理论的建构，正是这种建构和传播，使得现代化成为了文明进步和更美好生活的指代。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是曾经的“追赶者”，追赶的路还没走完，我们也是未来的创造者，会有立足自身国情和自身制度选择的创新，这种创新也许会改变全球大多数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可以说，未来至21世纪中叶的努力是中华民族复兴重回强盛的机遇期，同样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新的答案探索期。
01 历史和未来时间轴线上的目标叠合
虽然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现代化”的定义和解释视角不尽相同，但最早的共识有两点：即现代化是指发达国家自16世纪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现代化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领域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进程。在这类“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发达国家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在1970年代就已完成，其后是后工业化主导的后现代化社会的建构过程，而后现代化社会的核心目标将不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转向增加人类幸福和提高生活质量。
以发达国家的实践当标尺的后现代化学者们把这个世界分成四类：①刚刚开始现代化的国家（非洲的大部分国家）；②加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国是代表）；③已经进入后现代化的国家（美、英、德）；④已完成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这个理论体系带给世界两点迷惑：一是人为设定了一个以发达国家实践为主线的“达标点”或“转折点”；二是发达国家的“当代”被人为地设定为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时间概念的不自洽显而易见。
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来自于中国学者何传启的努力，其199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对世界的现代化做了时间线的再梳理：即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变（1970年代以前），第二次现代化是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变（1970年代至2100年代）。这就把1970年代后产生的新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社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型社会等）和新文明（知识文明、非物质文明等）各种研究成果统一纳入到现代化这个范畴。他还指出，现代化的进程是没有止境的，随之而来的还有未来的现代化（第三、四……次现代化）。书中也提到，对发达国家而言，第一次现代化已经结束，第二次现代化正如火如荼；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发生叠加，而且其发生的国际环境背景和文化背景已非发达国家进程所发生的时代可以同日而语，新的价值和路径探索必然发生。
从这本书到当下，又是20多年过去了，我们不仅仅在工业文明和知识文明的叠加、迭代中搜寻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更面对生态文明时代将要来临的挑战，要发挥中国坚持长期战略导向、久久为功的制度优势，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和路径实际上是三重挑战叠加下的选择：对一个大国而言，我们落后地区的工业文明还在“补课”，知识文明已在发达地区蓬勃发展；对一个资源和人口关系紧张的大国而言，率先探索生态文明时代的道路也变得不容犹豫，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质是历史和未来这条时间轴线上目标的叠合。客观规律在倒逼我们用较少的时段，完成发达国家在更长时段中走过的道路，这意味着成就，也意味着艰辛的奋斗。
02 探索过程将深刻影响并改变世界现代化格局
现代化理论既是对历史进程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目标的展望，同时也是一种发展的理论，并必然具有其政策语义，尤其对进程启动较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蕴涵其中的政策语义更是直接决定了这一进程的价值抉择和路径选择。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探索过程也将深刻影响并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格局。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的探索，其中不乏激情实践、政策调整、发展警示、赶超战略和具体务实，每一个阶段的挫折和成就都与四件事有关：①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知；②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清醒判断；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全局分析；④对现代化目标持久的坚持和百折不挠的奋斗。
党的二十大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政策内涵进入了一个系统化思维的新时代。它抓住了国情人口众多的本质；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坚持了双文明齐抓共建的要求；把握了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走向；彰显了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贡献。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结及展望，也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置。目前设定的愿景在21世纪中叶达成时，将提供一个无与伦比的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实现现代化的范本，也将深刻改变全球现代化的格局。
03 中国独特的优势在哪？
目前中国人口规模达到14.1亿，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人口规模3.3亿，美国2021年全国零售消费额为7.41万亿美元，而中国全国零售消费额只有6.83万亿美元，中国目前的人均消费能力只是美国人均消费的约1/5，我们虽不必羡慕美国对世界资源的不正常占有和生活方式中的浪费，但当年丁仲礼院士在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讲到了点上，“中国人也是人”，也有权享受更好的生活，有权享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先假设全面实现现代化时我们的人均消费达到美国一半的水平，中国的消费总量将达到15万亿美元，两倍于美国的市场规模。这也难怪世纪之交时，经济学家预测21世纪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两个事件，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是我们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信心所在，也是我们坚信与“中国脱钩”的噪音不会长久的战略定力的支撑所在。从这个意义看，人口规模巨大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也是世界各国最大的发展机会。但人多也有人多的难处，其一是发展压力大，平衡发展与社会稳定难度大；其二是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会长期存在。这决定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重要，也更为艰辛。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当下，发达国家第二次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设计更是强化和加剧了工业化时代就存在的贫富分化问题，信息化、数字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反而加速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上集中的速度，长期稳定的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人得以进入富裕阶层的行列，而其中的大多数则面临“阶层下滑”的困境。这在理论上涉及如何处理好社会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分享权益及成果的问题，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解决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
中国探索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对社会主义革命初心的坚守来突破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上海是我国现代化程度很高的超大城市，其提出“五个人人”的奋斗目标，“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这反映出共同富裕这个长期目标的实现不仅仅是一个三次分配机制的建立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更合理地“分蛋糕”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建立更加平等的、非歧视的生产资料分配机制和劳动权的分配机制，使每个人都有人生奋斗的动力；建立更能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机制，使每个人都有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公共价值、实现公共利益、全民共同缔造的可能；建立更加公平普惠的多次分配机制，使每个人都在按劳分配、社会财富分享和个人财富积累上能享受到生活品质改善的幸福和满足；也意味着政府的公权力、市场的发展动力和社会的自组织力量能够和谐匹配，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交换能更加平和顺畅，在和谐且有人文关怀的、有温度的政策环境中共同奋斗；还意味着由此带来的成果是更广泛的家国认同、地域认同等各个群体的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并最终走向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
04 不需要地缘视角的任何“中心论”
发达国家在物质文明的发展上仍具有领先的优势，仍是我们赶超的对象，但就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文化的发扬与繁荣而言，中国则具有独特的优势。在这块土地上“早熟的”“具有现代性的”统一国家建构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神权的世俗化早已完成；君权与精英共治的体制性探索已超过千年；多阶层和多民族的共同发展之路已有过多次大开大合的实践；而历史周期的作用也使我们更理解战争与和平的含义；5000年文明史更是留下了中国城乡规模上举世无双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历史遗产，民族和地域的多样性更是发达的中小国家和袖珍国度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融贯统一，这是大部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具备的，我们不需要地缘视角的任何“中心论”，我们的探索是价值观指引下的文化包容和文化的融贯创新。
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工业化进程后，借各种环保主义的名义打压中国的发展权；少数发达国家利用其手中的金融和军事霸权过度占有全球资料链、供应链为己所用之后，频频攻击中国的国际合作是对他国资源的“侵占”，这一切都来自于以他们的发展道路为标尺来量中国的“块头”，不相信“中国可以养活中国人”，更质疑中国的自然禀赋可以支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已用占全球7%的可耕种土地面积养活了占全球比例22%的人口，这是我们走出对“中国可以养活中国人”的答案，而推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更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则将是中国人对以更少的资源和能源代价实现更好生活的现代化进程的回答。在有限的地球资源条件下发展进入一个“熵增”过程，其结果会是“无序”和“系统性崩溃”。只有建立起与更大系统的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过程才能创造出“负熵”，以达成新的有序的平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引领性进步已迈出了第一步，对星际空间和深度空间的探索也在寻找新的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渠道。这都是对人类“减熵”的贡献，而我们强调的“三区三线”划定、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也是对我国城市这类主发动机的“减熵”战略。这已不仅仅是所谓第二次现代化的问题，这是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为未来更加长远的现代化进程寻找出路。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迄今都没有摆脱“扩张、掠夺、从属”的基因，“合作、共赢、平等”的新道路则道阻且长，中国在这条路上的积极探索可以回顾到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建立，和处理各国政党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建立。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凝聚公共事务的集体共识、建立集体行动的机制，解决共同关注的重大发展瓶颈问题，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也是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