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6%，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进城就业生活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在近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0”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表示，城镇将成为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空间。
当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其道路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激发城镇化新动能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城镇化是补齐城市短板的重要抓手
据了解，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每年平均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这就相当于每年有1000万人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
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突破60%，但学界普遍认为，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
“从2019年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是7.1%。与此相对应，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就达25.1%。”吴越涛说。
对于农民工来说，“市民化”后可以享受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都能得到显著提升。那么对于城市来说，农民进城又有怎样的意义？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必将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住房等方面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吴越涛说，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人均资本存量相当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20%-30%。这表明，城镇化是补齐当前突出短板弱项的重要抓手。
吴越涛认为，通过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特别是加强补齐公共卫生短板，以及防水防涝设施等弱项，能提升各级城市和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
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机制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近年来，我国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消费需求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给出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2%，GDP总量占世界的16.3%，但是我国最终消费只占世界的12.1%。从这个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消费潜力还需进一步被激活。
消费潜力从哪里挖掘？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保持了居民收入和GDP的同步增长，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市居民。
“我国有40%的人住在农村，但是他们在居民消费中只占22%。”在蔡昉看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60.6%指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近16个百分点。
蔡昉认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统计了所有的外出农民工，但如果这些人没有城市户口，也就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由于他们收入不稳定且就业也不稳定，加之没有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这就抑制了他们的消费。
“有研究表明，如果把农民工户籍转化为城镇户口，即使工资没有提高，都能提升27%的消费。”蔡昉提醒，“就地变更户籍身份”无法带来实际效应，新型城镇化落脚点应该着眼于进入到城市的农民工。
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收益有目共睹，但不容回避的是，改革仍存在较大障碍。
对此，蔡昉认为其原因在于，对于地方政府来讲，要支付户籍制度改革成本，却不能获得全部改革收益。面对困局，他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要对改革成本和收益作出明确安排。
打破农业要素不匹配状态 提升农业回报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表示，在“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型城镇化工作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乡村问题上。
刘守英认为，我国快速城镇化阶段出现的一大反常现象是，农业回报率非常低，主要农产品的农业利润率呈下降趋势。
“我们的农业类别比较单一，农产品成本上升，产业融合层次低，导致整个乡村的功能价值被窄化。”刘守英说，“从上一轮中国城镇化的经验来看，如果农业没有找到出路，城市可能又要回到农村。所以在城乡融合的阶段必须找出农业发展的出路。”
中国海外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裁许均华也持有同样观点。他认为，在农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新型城镇化不能以削弱农业的基础为代价。
“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城镇化就会有后顾之忧。”刘守英说，对于目前而言，重大的理念变化就是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在“十四五”期间要解决整个农业回报率上升的问题。
此外，刘守英表示，实现农业现代化还要注重改变当下农业要素，即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利用不经济的现状。制度变革是推动农业产业革命的力量，要通过制度变革打破要素不匹配的状态。
关于农业的规模经营，蔡昉认为，不充分的户籍制度改革也会制约农业规模经营。“必须让劳动力比较彻底地转移出去，才能扩大规模，提高农业效率，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蔡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