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也是拉动有效投资的倍增器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加速器。”——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
“户籍制度改革的一大阻力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励不相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需要更合理地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收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我国快速城镇化阶段出现的一大反常现象，就是中国的农业回报率非常低，主要农产品的农业利润率是下降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今日下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清华大学共同指导，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0”在清华大学召开。
本届城镇化论坛以“城镇化的未来：新挑战与新动能”为主题，深入探讨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新态势、新挑战，以及由此催生的新机遇、新动能，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昉，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中国科学院大学信息管理与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刘健等嘉宾出席。论坛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主持。
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
面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压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外部环境，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指出，我国的城镇化动力依然强劲，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7.1%，与此相对应的是，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是25.1%，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仅约为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23%。
在吴越涛看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能够极大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通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够让更多人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其次，新型城镇化战略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生活，必将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住房等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同时，如果能使1.35亿进城农民工以及随迁家属在城镇落户或是稳定居住，每年就可以增加几千亿元的消费。
关于新型城镇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也十分认同。蔡昉指出，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2%，GDP总量占世界的16.3%，但是中国的最终消费仍然只占世界的12.1%，如果未来中国GDP的比重能够和消费的比重达到一致，那么我们还有4个百分点的潜力可以挖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占30%，居民消费占70%，其中农村居民消费只占居民消费的22%。而当下中国的城镇化率为60.06%，这意味着仍有40%的人住在农村，很显然未来最大的消费潜力还是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
至于，如何挖掘这部分潜力，蔡昉提出最需要的就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使其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同时，推动新型城镇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村人口城镇化并相应提高他的消费率。有研究表明，如果把农民工转化为城镇户口，即使工资没有提高，它都能提升27%的消费。
但目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中国农业的回报率非常低，一方面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依然存在一些障碍。
提高农业回报率，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指出，在我国快速城镇化阶段出现的一大反常现象是，中国的农业回报率非常低，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农业利润率是下降的。
刘守英强调，如果中国在十四五期间，不能提高农业的回报率，那么农业产业就没有希望。想要提高农业回报率的一大核心就是提高农业的规模报酬，提高农业规模报酬本质是什么？就是提高农业要素匹配度（劳动力、土地、资本）和降低单要素推进带来的成本的提升，这里包括服务的规模化，包括要素匹配度的提高等等。
关于农业的规模经营，蔡昉也表示不充分的户籍制度改革也会对农业规模经营带来制约。在他看来，我们必须让劳动力比较彻底地转移出去，才能扩大规模，提高农业效率，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虽然目前推进户籍制度已是社会共识，多项研究也表明，户籍制度改革会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流动，进行资源充分配置，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目前仍存阻碍。
蔡昉指出，对一个地方政府来讲，户籍制度改革要它来操作，这就面临改革成本的问题。地方政府需要支付改革成本，但是改革的收益却不由它独享，因此造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改革激励不相容。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就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更合理地分担改革成本，更合理地分享改革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