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各项战略任务已进入落实的关键时期。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内新旧动能转换和改革攻坚期的挑战，中国应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11月15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清华大学指导，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面向现代化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邀请专注于城镇化领域研究的学者、来自政府企业的一线工作者参会，发表各自观点。
城镇化仍有一些待解的问题
“2019年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向纵深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的重要一年。”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发言时指出，这一年来中国城镇化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突破。随着城区人口5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政策持续放宽、中小城市落户基本实现低门槛、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地，农业专业人口市民化通道进一步得以拓宽；城市群，人口和经济的占比持续提升，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的轮廓更加清晰；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论坛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提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从31.91%提高到54.77%期间，城市却从668个下降为654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数量占比仅为18%，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发展是离向的。“城镇化率越来越高，城市应该越来越多，中国反而在减少。”他认为，一些特大镇在管理权限、管理方式上无法满足县市的需要，增长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中国超过10万人的镇有235个，超过5万人的有882个，应当加快研究积极稳妥地推动镇改市。
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看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仍存在一些待解的问题。首先，相比于发达国家伴随工业化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国的城镇化缺乏动力。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农民工的机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实际上在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相应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如今不少地方的城镇化过程事实上缺乏工业化的动力，需要去构建内在的动力机制。其次，中国城镇化进程比较急，发展目标往往超出了正常合理的速度，这就必然伴随着许多挑战的出现。再者，每一座城市的定位变得越来越全，大城市都是省市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创新中心等等，似乎功能越多越好，但这其实给实际运行带来很大挑战。
薛澜认为，城镇化归根结底是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地方的发展来谈，要敢于放弃，不能什么都要，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主要战略目标要清楚。城市管理不能还依从原来蔓延式的发展，而应当着力怎么将现有的城市经营好。
高校建设是中国二三线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
“城镇化有可能导致人才资源、财富创造进一步向中心集中。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机会，同时也对所有社会都提出了挑战。”薛澜说。他认为，到2030年，人工智能预计将给经济带来约15.7万亿美元的增加额，但分配却会相当不均匀。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将会获得最大收益。当我们对中国的收益做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不同地区可能获得收益的程度差别巨大。因此，这完全有可能导致人才资源和财富创造更进一步集中。
这背后的机制是因为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二三线人才看到一线城市的机会，有可能积极转移到一线城市去发展。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各地方能更加均衡合理地发展。这些地方的人才一方面了解到全球发展趋势，另外一方面掌握了本地特有的资源和优势，并能够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地方创新资源问题。一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创新载体，这就得益于知识型基础设施——高校、研究机构。
薛澜认为，传统观念认为西部高等教育可能发展不够，因此原来讲西部大开发高教先行。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把人口数量作为权重考虑进去，高等教育的重心跟经济和城市的重心差不多，基本上都在河南驻马店这一带，东西方向没有太大差别。西部大开发高校少了一些，但西部人口更少，综合分析没有明显的差别。
其次，高等教育的中心与经济和城市中心差不多，东西部差别不大。但其实高等教育资源在省级行政区内分布非常不均匀，超过50%的高校集中在首位城市、省会城市。许多中国二三线城市也拥有几百万人口，但却没有比较像样的综合性高校。
他强调，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我们在城镇化过程当中，要关心硬件的基础设施，不仅是交通、网络等等，要关注知识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创新城市应当重视到这一点。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非常需要的是一所综合性的高质量教学的，且做一点应用型研究的高校。对中国二三线城市未来的发展而言，高校建设非常关键。
城镇化进程中，“健康中国”行动要落实到每一个人
对于城市人的健康来说，城镇化像是一把双刃剑。消除城市病，进而让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更加健康，是国际上城镇化建设共同关注的问题。论坛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做了题为“从卫生城市到健康城市的探索”的主旨演讲。
环境是健康城市评价标准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毛群安认为，从健康城市的评定标准可以发现影响公共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且复杂交织。一般人可能更关注城市的医疗条件，但实际上对人们健康影响最大的也许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161个地市级以上城市、130个县级市都达到了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东部地区比例更高。而随着中国提出国家健康战略，原来的卫生城市将升级建设成健康城市。毛群安介绍，卫生城市更重视基础设施这样的硬件条件，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等，健康城市的标准则更高，要关注人们的健康状况、城市的健康服务等软性条件，以及为促进人们健康提供的一些支持性环境，如加大力度建设公共运动健身场所。
在毛群安看来，中国从创建卫生城市转变到建设健康城市经过了30年的探索，实质就是在探讨城镇化过程中怎么建立围绕“健康”的社会制度。健康城市是卫生城市的升级版，旨在通过完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改进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健康服务，全面普及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公众的健康需求，实现城市建设与人们健康的协调发展。
毛群安指出，创建健康城市的工作重点是在卫生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文化、健康服务和健康人这五个健康，着力解决现在危害公共健康的重大慢性病。他认为，“健康中国”行动要落实到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健康进行管理。“不能说有病再到医院去看，那个时候没实际意义了。”
创建健康城市的目的就是希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该考虑给居民提供有益健康的条件、环境和服务，最终目的是促进城市居民的健康。
毛群安认为，健康城镇的建设是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面向现代化应该值得考虑的问题。卫生城市健康，不仅仅是医疗卫生，更是对整个城市的社会治理。我们营造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管理环境，重视社会组织，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应该对他的人群进行健康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