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技术堆不出智慧美好的城市,人文价值决定世界好坏

202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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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防控的长期性和常态化,对城市治理构成了持续的压力和挑战。在复工复产的现实需要下,以智慧城市系统所抓取的数据为支撑,实现精准细致的城市治理成为应时之需。

上海、深圳、武汉、宁波是我国最早开展智慧城市探索的城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世博园的安防、交通、管理和服务等多个环节采用了智慧城市技术。就在当年,深圳和武汉被国家科技部列为国家863智慧城市试点城市,武汉向全球公开招标《武汉智慧城市规划》。

与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节奏同步,智慧城市概念也快速铺开,到2018年,我国已经有500个各类智慧城市,居全球首位。从沿海发达省份到边陲小镇,由各部委或各垂直系统牵头设立的“试点城市”层叠交错、标准不一。

自2014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便开始着力梳理出台智慧城市的关键技术标准,将此前的“智慧旅游试点”“信息消费试点”“智慧城市标准试点”“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逐步统一为“基础建设智能化、公共服务便利、社会治理精细化”这一指导方向。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积累,我国已经迈入智慧城市2.0阶段,但信息孤岛的普遍存在及海量公共数据仍在沉睡,使得城市的数据价值仍未充分释放。

新冠疫情防控带来的空前挑战,使得城市格外需要“智慧”,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5G及区块链技术将赋予智慧城市更强大的感知和运算系统。新冠疫情防控中,智慧城市系统如何有备而战,发挥作用?一个更智慧的城市,城市数字化治理与公民隐私权的边界如何确定?就这些问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专访。

一、最复杂的不是技术问题

人物周刊:智慧城市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和新事物,有媒体称疫情是对多年智慧城市建设的一次压力测试,你赞同这个说法吗?

尹稚:我不认为疫情是对智慧城市的压力测试,搞技术的人要是这么说,有点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疫情压力下首当其冲的是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从疫情的发现到最终抑制,所有的技术节点都跟公共卫生系统的技术流程、技术路线、反馈机制等直接相关。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智慧城市的系统和技术可以在防控中起一些辅助性的作用,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建立了国家的疫情通报系统。这个系统从信息技术角度来讲,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可以实现零滞后零时差传播。

但这个系统是由人来控制的,它不是一个自动上报系统。一个信息能发布还是不能发布,是受公共卫生安全相关法规制约的。并且如果一个地方主政官员出于保住本地,甚至说得更难听点,保住自己的官位乌纱帽的考虑,他就有权阻断这个信息链条。在这样一个貌似技术很流畅的环节里,其实有人为阻断这个链条的可能性。所以,这真不是技术问题。

最复杂的问题,永远不是技术问题。即便我们可以做出一套通过采集医院的临床信息自动实时上报的系统,防止信息链条的人为阻断,在信息发布时,仍然必须有一个权衡。一个信息能对什么样的人发布,能发布到多大范围,是一个科学识别信息跟公众识别信息之间的关系的良性处理问题。

人物周刊:我们的智慧城市已经迈入2.0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智能水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尹稚:从中央到地方,我们花了大量资金,把硬件设施基本解决了。但信息孤岛的现象仍然存在。控制疫情,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要知道人的流动、物的流动跟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

人的数据,在相关的公安、国安、民政等等部门;物的数据在各种商业部门;空间的数据在城市规划部门。由于部门分割导致孤岛现象存在,很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一个人、物和空间地理坐标之间的耦合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建立对疫情控制具有极大好处。

其实疫情刚在武汉暴发的时候,我最初还是挺有信心的。因为武汉这么多年来在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城市信息数字化领域里还是全国比较领先的,武汉市的那套智慧城市系统从初始建构到做到比较成熟,我曾经去看过好几次,它还是有很强的信息收集能力。但是非常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疫情暴发后,这套系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跟他们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仓促应战有关。

二、风险地图和人群活动规律识别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人物周刊:如果说武汉因为是一场遭遇战,仓促应战、准备不足,那么在疫情防控长期化后,应对重大疫情,智慧城市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尹稚:这些年技术迭代、进步非常快,关键你怎么用这个技术。我们已经建构起来的这套智慧城市系统,有几个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有极大的发挥。

第一叫风险地图。从多年前经历过的SARS到这次的新冠肺炎,包括从全球来看,埃博拉病毒、各种各样的流感等等,引起暴发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人与动物的界面没有处理好,都是由动物传给人的。

那么你全市有多少跟动物有关的高危场所,比如偷猎的人在哪、宰杀的人在哪、交易的人在哪、食用的人在哪?这可以画出一张由大数据支持的风险地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你知道理想状态成本有多高吗?还是要找准治理的关键点,这是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做到的。

我不认为我们严格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后就能够掐死那些可能触动疫情暴发的点。从传播路径来看,捕猎的人基本没有被传染的,(感染)基本在宰杀加工环节,这是一个最核心的环节。

宰杀和加工环节不仅仅涉及野生动物,还关系到家畜家禽,猪流感、禽流感不都是家养的吗?真正能传人也是在宰杀环节、加工环节出现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人跟疫原动物之间的界面关系怎么处理是最关键的,从宰杀、加工一直到上餐桌,也就是说在食物入口以前的溯源,以及全加工链条的控制,才是以后切断传染病源的根本。

我们以前对这个环节的控制是非常低端的,或者说控制上是不力的。智慧城市这部分信息的采集和定位,以及所有流程的监控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些年已经开始加大了所有农副产品的溯源调查,比如说一个二维码,你可以看到它的原始产地在哪、加工地点在哪、路径是怎么样的,一直到上餐桌以前的所有状态,这项技术非常成熟,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普及。这个东西不是技术问题,是人的意识问题。

第二个,智慧城市系统可以完成所有的人群活动规律的辨识。你每天开车也好、骑车也好,只要你的手机在移动,理论上你所有的活动信息都会被自动生成、采集。我们所有信息装备的实名制,对识别人群的基本活动规律非常有价值。

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武汉封城跟不封城全国会是什么样。对比数据是前一年武汉在正常状态下,春节会跑出多少人来,主要会往什么地方跑?今年幸亏是封城了,如果按照去年春节期间的人口流动规律,在不加管控的情况下,用数据模型复原的话,在瞬间暴发的疫情感染量会接近300万人,而且它的二次传染是一个没法预测的数字。这就证明封城做对了,如果不封,可能效果更差。

这些数据哪来的?就是智慧城市数据归纳总结出来的。有对一个地区长期的人流数据的采集积累,当发生疫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应该先关上哪几道闸门,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住可能发生感染的人群。

如果我们能进一步精细化分析这些数据,就可以做到不封一整个的城,而是封局部的区,就像现在北京的做法。但武汉是遭遇战,它措手不及,那个时候来不及做这些准备,后来做的很多分析都是马后炮,属于验证性的分析。

北京这回是有备而战,这些个地区基本的人流走向会是什么样?有多少人跟新发地有直接的关系,它可以很精准地识别。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讲,北京没必要仓促地像武汉那样再做一次全城封闭,它可以对可能的扩散源、扩散路径做到比较精准的防控,这是智慧城市带来的一个进步,就是对重点人群的识别和画像,以及对重点人群的活动规律的总结和归纳。这些东西其实是目前智慧城市可以做到的。

三、农贸市场智慧升级要综合算账

人物周刊:农贸市场的环境可能是较为容易引发病毒暴发的环境,有不少专家建议对市场进行智慧升级,你怎么看?

尹稚:我们的农贸市场能不能参照欧美的标准,以更高的设施水平,来达到更干净更清洁的管控,这个问题确实不是个理想主义的问题,你要达到那么高的一个水准,一定意味着场地费用的大幅度抬升,这些抬升最终要不然增加给商户,要不然增加给最终的消费者。这个东西要看谁能承受,如果都不能承受,那么这市场就不存在了,那就意味着老百姓没菜吃了。

我的看法是,在市场管制的具体问题上,它只能是一个逐渐抬升的过程,不要指望一步到位。中国绝大部分的自由市场空间和自由贸易空间,大体上都是这个局面。如果要提升改进的话,要考虑到商户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采取一些适用性技术,而不是追求用那种极致性的技术来解决问题。

从城市治理上看,北京新发地市场的真正问题应该是适度分散布局和批零分开。从它的交易量来看,一个单一市场,那么大的规模覆盖、这么大的量其实不正常,至少在北京的五环沿线、东西南北,应该有适度分散的市场。这个建议对批发商未必是好消息,它会抬高成本,如果政府下决心的话,应该采取一些补贴的措施鼓励它向适度分散化发展,而不是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造成对大都会一次性这么大的影响。

应当严格区分批发跟零售之间的关系。新发地之所以乱,一个原因是它不是一个纯批发市场。我在国外看过美国、日本,包括欧洲一些国家的批发市场,它是没有散客的,它的管理以及建立比较干净的市场氛围和市场架构是比较容易的。新发地是一个高度混合性的市场,一个正常的批发市场不会有这么高的人流,越是这种战略级的关键性批发产业基地,越不应该做零售。它不仅导致了批发的低效,也导致了在这两类人价值取向不一致的情况下,管理起来非常困难和混乱。

人物周刊:技术上有哪些途径改善市场环境?

尹稚: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个就是批发市场的露天化和场地化,这些年我们在管理上往往主张让市场进入封闭空间。对这种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所有的不良环境因素,包括病毒、细菌,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空气污染,在封闭空间里处理成本和代价更大,这是一个方面。

城市里边可以适当保留一点露天市场,在战时、在特定防疫环境下,这些市场是可以当临时性医院来用的。这些露天市场可以配备齐全的水电、排水系统。

另外一条路子,可以做室内化,但是它的给排水系统、空气调节系统,以及废弃物的分类处理系统要做到位。现在这种垃圾、废水、所有废弃物混合的一套排放体系,很难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但是这个成本比较高,比室外系统高得多,尤其是在空气系统处理这方面。很多人质疑说为什么日本的水产批发市场都闻不到那股海腥味?它每个摊位下边是带管道吸尘和通风系统的。

这套人工系统可以做,就是成本高一点。而且我在国外参观过,最顶级的可以做到按工位来调节微气候,所有喷口都在条案上、在座椅下。根据货品、保鲜要求的不同,需要什么样的湿度和温度,都通过这种微系统来调节,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技术细活。

中国也可以做,我们是个基建强国,不是没技术,主要是成本问题。关键是钱谁出,成本上来后,还有没有人去那卖三文鱼?这个事要算账的。

四、生活回归正常,数据使用须谨慎

人物周刊:如你所说,大数据的使用使得精准防控成为可能。但是也有人担心,这样的数据使用中是否也有较大的风险?一个智慧的城市,是否以公民隐私权的让步为代价?

尹稚:在疫情防控的“战时”,高强度地利用智慧城市系统自动收集和归纳的数据,大家看上去是可以容忍的。一旦生活回归正常以后,这些东西还能不能全部被公司、企业甚至是政府无条件地使用,这都是后续的大问题。

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治理创新和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中国的技术进步爆发得非常快,我们一方面要照顾农业文明的传统,另一方面要补工业化的短板。现代化还没有走到进程的后半段,又来了生态文明、信息化、新一轮的全新的工业革命。中国的土地上,是多样本化的。能找到最原始的农业文明的样本,能找到最先进的工业文明时代的样本,能看到生态文明时代的萌芽,也能看到信息技术超越一般国家能力的普及,但我们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远远没有跟得上多样本化的现状。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数据安全立法、数据利益共享以及数据利益分配方面,仍然没有出台足够完善的法规。

据我所知目前在处理隐私权问题上还是做了很多防火墙的。如果不做这些东西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对个体而言全透明的社会,对掌握信息者而言,可以随时让它不透明,这是很糟糕的。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做信息安全的立法了,其中包括公民隐私权利立法。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城市治理研究者,从春节到现在,城市进入一种非常态,是否触动了你的思考?

尹稚:史无前例的社会动员充分反映了中国体制在“战”时状态下的绝对优势。疫情的出现也充分暴露了在平时、非战时状态下,我们的弱点。

我们的基层能力不足,集成度过高,这个东西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问题,它有一个资源问题,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治理上花了很大的代价来强化基层治理,赋予了基层社区、农村越来越多的责任和任务,但是我们的资源仍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下放。

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压力非常大,但是他们手边能用的资源很少。如何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最传统的这套金字塔结构,实现一个更扁平化的治理网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搞城市规划四十多年,为各级政府做过规划,在涉及经济发展的时候都是浓墨重彩,花很大的精力去为资本服务,但这个社会要能正常发展,是要有大量的公共利益和公众资源作为支撑的。我们过去的规划里,部分地方政府谈到公共卫生问题、教育医疗问题都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这是个大问题。

十八大、十九大以后在这些问题上有所转向。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东西,反映出我们在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资源上的投入依然不足。社会生活的公共化要靠更广泛的公共资源作为支撑,公共理念和公共自信心的形成,也要靠大量的公共资源来支撑。智慧城市要搭建的绝不是一个层级化的超级政府,而是一个更加扁平化、更加接地气的治理体系。

不要相信技术能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城市或者更美好的世界,它可以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是好是坏,并不是由技术说了算的,而是人文价值观念说了算。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0年,我刚上清华的时候,当时《第三次浪潮》那本书刚发表。后来中国很快就翻译出版了。现在四十多年过去,当时那些技术狂想很多都变成了现实,但从技术主义出发构造或者说构建的社会前景绝大部分没有变成现实。这才是真实的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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