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同衡规划播报”微信公众号
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供图）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恰逢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十年间，副中心从“一张宏伟蓝图”逐步落地为生机勃发的现代化新城，不仅是城市物质空间的蝶变，更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次跃迁。
作为清华同衡的创始人，也是副中心规划建设全过程的深度参与者，尹稚教授见证了这座“千年之城”从理念到落地的每一步。在他看来，副中心十年最大的价值是探索出一条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道路——“人民城市”从理念变成了可感知、可触摸的现实。
本次访谈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展开，从规划背景、建设成果、理念创新、治理经验等方面做了系统性讲述，剖析了副中心建设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探索生态文明城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等方面的先行探索，并对未来十年发展的新图景做了展望。
以下为尹稚教授采访实录：
01 立足“世界眼光” 疏解非首都功能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在副中心建设初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落实“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要求，千年之城的理念不仅对雄安讲，对副中心也讲过，就是要立足长远来做这件事。谈到副中心建设对北京市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解决北京市的功能疏解问题，缓解中心城区压力。
所谓的世界眼光，我们看到当一些特大超大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都在寻求建设“多中心”或者是“一主一副”的副中心模式，来疏解在传统城市中心区过度叠加、过度积累的复杂功能，但是成功案例其实并不多，包括日本的城市副都心建设、韩国的松岛新城，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没有达到当时的设想，所以这是当时摆在北京市面前一个很重要的挑战。90年代初期，北京市已经有多中心化的趋势，并开始讨论北京市副中心的问题，是以海淀区为核心来考虑的，讨论重点是“反磁力中心”还是“截流中心”？当时的结论是北京以及京津冀这块大区域，仍然处在一个向中心城市集中的发展进程中，在外围建设副中心目的是做截流。时间又过去了30年，一方面向大都会地区聚集的经济发展态势依然很强劲；另外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聚集来的发展动能始终集中在中心城区，随着中心城区的拓展，海淀区已经被完全纳入到中心城范围，已经不是一个外围组团，所以到更远一点的距离，建立能够疏解中心城区功能，同时截流聚集动力创造新生节点的城市副中心就提到议事日程。
选择通州，其实对未来的京津冀经济走廊建设是有明显好处的，它既是京津走廊上很重要的节点，也是京唐走廊上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从唐山、秦皇岛出关直通东北，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走廊。所以，这个选址不仅对首都都市圈的发展有好处，对京津冀重要发展走廊，形成高等级的支撑点也有好处；把眼光放远一点，将来面向2050甚至更远，环渤海地区如果发展起来，将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内湾地区。这个设想往远了说，从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到后来中国城市群、都市圈的各种各样的谋划，这个节点一直存在，其实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百年梦想”，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合适，也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考虑是，在北京市的近远郊新城里，通州的传统产业能级是比较低的，建设强度也相对较低，所以它的改造成本、重建成本、疏解落后产业的成本等也相对较低，从算经济账的角度来讲，选择它是比较合适的。这是当时的一个大背景。
所以坚持“世界眼光”，是看到了全世界特大超大城市的多中心化趋势，而且这种高度分散的多中心化，有很多的经验教训。我们选择这种“一主一辅”的格局，在重要的经济发展走廊上，跟主城保持相对合适的距离来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应当说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它既借鉴了超大特大城市发展当中一些世界性难题的解决经验，同时也试图走出一条符合首都建设发展特点的道路。
02 十年持续投入 激发市场活力
从2016年启动建设到现在，十年间，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基础设施拓展，交通枢纽市政建设、城市更新改造、生态化、绿色化以及本体条件的提升等方方面面都有比较大的进展。总体上来讲，它最大的一个效益就是政府的投入，激发了比较明显的市场反应。
比如通州的综合办事中心已经实现了在大量AI辅助下完全无纸化的服务模式，既有涉及民生的跨省通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跟企业运营相关的，包括企业注册、撤销等各种法人手续的办理，基本实现了完全无纸化办公。大家都知道通州原来基本是以“小散乱”的工业，“低端化”的物流产业为主。但据我了解，现在通州高新技术企业的保有量已有1200多家，年均新增注册企业超2万家，十年累计下来注册了有二十几万家新增企业，这就说明副中心的投入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市场反馈。整体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衡量一个城市能否有好的发展，从政府公共服务系统的投入、基础设施及产业基金的引导性投入看当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多少社会资本能够跟着来。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简单地靠行政指令或者单一的政府投入来实现繁荣。所以从这一视角看，副中心是比较成功的。当然它现在还处在建设时期，其巨大潜力还会逐步释放。
任何一个国家级的新城新区建设，从启动到成熟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往往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从通州区占北京整个GDP总额以及自身增长来看，很多人觉得副中心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实际上，支撑它发展的一些大型基础设施目前都没有完全建成，比如三大文化设施虽然吸引不少游人，但仍存在诸多不便，核心问题在于地下大规模的公共服务部分尚未开放和完工。即将开通的副中心枢纽车站，如果全部建成将是亚洲最大的地上地下高度一体化的交通枢纽，这部分与地铁、轨道交通相连，多条主要交通线在这里汇合，按照规划光出入口就有160多个，而刚开通运行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因为它的外延线很多，目前开放的只是地面建筑单体。所以，副中心从开始运行到最后完全成型，可能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不用急。
副中心的十年发展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副中心建设要走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道路，是在北京市的蛋糕里边去分蛋糕，还是自己做一块蛋糕，其实是有过争论的。当一个城市的区域聚集能力不足时，往往新城建设是“挖旧城的墙角”，出现不少新城崛起和旧城衰败并存的案例，这是典型的没有做大蛋糕的可能，只剩分蛋糕的本事。当时北京市很明确，副中心的发展要用新一代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生态文明时代的物质环境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务水平，来吸引新的企业或者是培育新企业成长。所以这么多年来，副中心在这方面的坚持其实是比较好的，最核心的产业部分都是新增的，北京市副中心建设其实是在做“增量”，而不是在“分蛋糕”。
03 生态为基底激发更多城市新活力
经历十年建设，副中心的“生态文明带”和“创新发展轴”都有比较大的进展。一直以来，生态文明带如何跟城市活力、城市的发展动力相结合其实是个难题。比较传统的做法是把它做成比较单纯的一条蓝绿交织的生态带，简单地画个隔离带或者管控线，但是这种做法与市民的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比较淡薄。政府投入了那么大代价，但是老百姓的享用程度并不高，机械化、教条化的执行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规划，反而变成了市民活动的禁区。
在以大运河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带建设过程中，它的分段化治理措施和分段化规则制定是不错的。既有城市密集区以外的纯生态化，贴近自然的规划建设，也有这两年启动的运河西岸的改造和更新，非常贴近老百姓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需求。通过规划一些设施和建构筑物，实现了生态化与城市活力的密切结合，不是简单地通过退线管制来做生态文明带的建设，是实实在在地回应了人民城市的实际需求。
总体来讲，副中心需要踏出一条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路径，不能像欧洲那样走一条把生态价值绝对化的模式。城市生态的核心除了有自然生态价值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让老百姓能够贴近自然、享受自然。尤其是在特大超大城市这种高密度且不透气的环境下，好不容易有一块透气的空间，如果没有办法容纳老百姓的公共活动，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所以，我们希望这条路能够走得更快更好一些，既要保证原来蓝绿双线的管控地带，同时又要为这些管控带逐步注入适当的城市功能。
作为北京市郊野公园建设规模最大的一个地区，围绕副中心的边缘组团、这一条核心生态带以及一轴上的六环高线公园沿线，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郊野公园，从这两年看这些郊野公园的生态环境、植被环境都不错，最重要的是如何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去享受到自然环境，让人在里面活动和驻留，并且喜欢来这些地方，这也是一种更好的、更多元化的投资回报。
在讨论投资回报的问题时，我曾提出过一个建议，过去北京市在绿隔地区，把绿化地建起来会给3%左右的可建设用地、可建设量的补偿在里边盖一些设施。这个政策在北京已经很多年，但是指向性比较单一，可以在里面建酒店、办公区，就是为了平衡绿化成本，但是这些设施跟周边环境基本没什么关系，只要能盈利，这个政策是单纯来平衡经济的。
现在结合成都绿道的建设经验、浙江五水共治的建设经验，我认为公园里允许建的部分设施比例可以做适度放大。从国际惯例看，美国有国家公园、洲际公园和城市公园，省级公园更像我们的郊野公园，通常允许里面的设施用地在10%左右；在欧洲这种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区，甚至允许里面的设施建设占总绿化用地的接近20%。这些设施不是简单为了资金平衡，一是为了补充周围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二是这些设施和这块绿地的经营有密切关系，是要通过这些设施来加大人群在公共绿化空间的驻留时间和活动丰富度。所以，这些设施既是引流设施，也是驻留设施，不是简单的“你来代建，我给你补偿”的资本平衡思维，是一个实实在在应对周边老百姓需求，让他们从观赏到驻留，体验公园活动的多样性。因此，大量已经建成的或初步成型的郊野公园，将来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它不仅是一个绿色、纯自然友好的地带，而且会变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地带。
04 区域协同构建北京新增长极
202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同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2035年）》。规划提到，着力优化京津冀城市体系，构建“一核两翼、双城多点、双廊多圈”的首都都市圈空间格局。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新的“两翼”，共同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
从“一核两翼”的分工上来讲，雄安大概将来能承接更多的是中央企业和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与雄安的外向发力不同，副中心作为北京重要一翼，是政府的引导和社会资本密切合作，共同发力的过程。这两年根据副中心的建设经验和国际发展规律，我写了不少文章支持北京平原新城建设，平原新城实际上是遵循了圈层扩散和廊道扩散的基本规律。除了通州副中心之外，其他几个近远郊的新城，都在圈层扩散的重要发展节点上，距离比较合适，而且有一些重点新城是在重要的发展廊道上，能获得更好的经济加速效果。所以，有了副中心这样的案例以后，北京平原新城的发展还有更多机会。
区域协同发展需要城市中心具有充分的市场溢出动力，而非简单的行政驱动。北京目前具备一定的溢出动力，但在强度上不如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中央要求上海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而北京在“十五五”期间，区域协同主要聚焦于“首都都市圈”，只有将都市圈的尺度做好，才能支撑未来更大范围的区域协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的过程。
这些年，副中心创新发展轴的建设进展也是挺快的，不光是行政办公区的核心部分成型，外围部分也基本成型。从最初的机关搬迁，到现在所有部委办局和市属机构的逐渐搬迁，都在正常推进。在功能迁移的同时，也要做好人口迁移的保障，比如配套的公共服务系统，这两者之间是一个正循环过程；同时，像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这些重点功能区也基本都成型，包括清华同衡工作参与比较多的张家湾设计小镇、台湖演艺小镇等。所以，副中心正在实实在在地变成北京市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它的地域性色彩会更明显一些。
对于北京而言，雄安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是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从全国尺度来看，它对北京最大的价值是，社会资本向大都会地区聚集的一个很重要的截流中心。目前，雄安的非首都功能疏解正在按部就班推进，但是其作为截流中心且激发出市场经济活力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需要更多时间。相比之下，副中心的作用已较为明显。
05 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千年大计”
副中心的高标准建设，不是发生在工业文明时代，而是建设于生态文明与技术浪潮非常汹涌的年代。“高标准建设”一是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协调，包括绿色空间建设、森林覆盖率的要求等；另一个亮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也就是我们当时所说的“人民环”。
当时规划“人民环”，清华同衡从最初的城市设计图景最终演变成一个地上与地下高度融合、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为一体的建设系统，这套系统的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地下空间开发和地上所有公共体系，包括家园中心的复合型建设，建设进展是比较大的。地下基础设施部分建成后，大概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地下复合型系统，不仅是最大的交通复合型管廊，包括深隧空间等都在里面，是地上与地下结合的且面向千年气候变化的一套系统。此外，所有的建筑都实现了绿色化，新建的公共建筑都是三星级以上标准，居住建筑则100%达到二星级以上，包括绿色建材的应用比例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我们称之为世界级的工程，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第一次将如此大规模的交通系统、管廊系统，减灾防灾的深隧系统、储能系统、战略物资储备系统等做一体化规划建设。当然，这个过程也需要结合当时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落地能力，不断进行复杂的调整。但总体而言，我认为一旦建成，这将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千年之城”。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地面建筑能扛1000年的，按现在建筑材料几乎没有，现在的有效结构寿命可能就是100年左右，时间一到就需要拆除或废弃，除了一些值得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保留，大部分建筑都需要做伤筋动骨的改造。而埋于地下的这部分设施则不同，如果设计规划足够有超前性，其空间体系可以维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非常稳定，我们可以根据技术进步在其中更新迭代，但其物理空间始终存在，所以这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工程。
那么，这套规划逻辑就涉及到一个建设周期严谨性的问题，既人的活动周期跟大自然变化周期之间的关系。当谈一个城市建设是以百年或者千年为周期，其实是指大自然的运作规律，比如气候变迁、水文变化等都是长周期的。因此，作为一个千年之城，不是看短期内的天文气象是什么状态，而是如何立足一个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这些年出现的极端气候问题、全球变暖问题。如果从古气象学角度，从周朝到现在五千多年的气象曲线看，其实是起起落落的，历史上华北平原的雨量、温度，都有比现在更高的时候，所以要遵循宇宙运行的一个大周期规律，规划就要看得更远一点。此外，还有一个实施亮点就是这套规划体系的完整性，且这套完整性是建立在科学决策基础上的，当时比较快的拿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复，用三年时间不断完善相关的实施性规划。到目前为止，所有规划的实施基本都过半，一些基础设施的以及先行专项规划的完成度已接近70%。
如果说对其他新区新城建设是否有可借鉴的价值，其实当年很多新城新区在发展初期主要是依托于土地经济发展起来的，土地收入在GDP比重中占比非常高。但是副中心不一样，它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科技产业、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等加起来的收入占比是比较高的，而来自于土地收入的占比并不高。所以，副中心的建设不是土地财政的产物，它的起步正好处在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的时间节点，是初步实现了在新旧动能转化支撑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城新区。这对吸引更多的人到副中心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一个房地产价格虚高的新城新区，而是一个综合产业繁荣可持续发展的新城新区。
当然，副中心的直管区范围还有一部分是与北三县绑定的，它是一个京津冀跨行政空间协同的制度性试验区，涉及到跨省服务事项的协同其实是从北三县的一些试点开始做的，包括如何实现统一规划，如何达成统一的政策，社会治理如何实现统一水准的管控等。
同时进入“十五五”期间，副中心将迈入功能提升、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将聚焦“五个示范区”建设，分别是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这些示范区的建设也都在推进中。多年以来，清华同衡智库持续在开展新型城镇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副中心面临的挑战，也为深度参与“五个示范区”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06 回应真实需求 落地人民城市理念
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以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定位。今年中央启动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最核心的一点其实和人民城市建设的本质要求有很密切的关系，根本上是要把老百姓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做一些花架子工程和标新立异的政绩工程。
首先，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样的建设要从最长远考虑，要适度超前，而什么是不需要急功近利、盲目超前的。我在之前的会议中谈过这个问题，真正最值得超前去做的很重要的事，一是和安全有关，二是和健康有关。跟安全有关的，特别是如何应对极端气候条件下所引发的极端自然灾害，确实要超前考虑，不能只看二十年一遇、四五十年一遇，因为现在这种极端气候条件动不动是一年发生两次、三次，所以一定要看远些。还有是健康与国民素质的提升有关，健康教育一定要抓，因为这类决策决定的不止是一代人的事，可能至少影响三代人。所以，与这两个相关的是真正应该超前投入，且值得投入的，要逐步转向投资于人、投资于国民整体综合素质的提升。从国际建筑史来看，真正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依然耐看的东西，都不是时尚的东西，它已经形成一个固定资产，有效期非常长，如果拿轻时尚或快时尚的眼光来规划城市建设，那代价就太大了。
其次，在城市新建过程中，我们要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中提出过，北京确实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级别非常高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很丰富，但是我们不能永远躺在老祖宗创造的辉煌上吃家底。所以，这些年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灵魂究竟是什么？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遗产？这些年从中央的一些方针政策，从总书记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包括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生态文明的建构等等已经能看出一点眉目，但是在真正的城市实践过程中相关的东西还不多。我们现在知道，不能去盲目地拆老的，该留的应该留下来，但是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需要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特征？
其实，新时代对城市功能提出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气候适应性设计”，会看到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贡献。我们的老祖宗曾经用他们掌握的建筑工艺和建筑材料，做过大量的气候适应性实验，那么在新的建筑建构技术条件下，我们当代的气候适应性设计应该是什么，所以城市建设还是有很多新文化的创造空间，不是说一定要大屋顶，一定要传统色彩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往前走。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要不仅能传承部分旧文化，同时还能创造新的文化。
清华同衡在做副中心规划方案的时候，立足的就是“人民城市”，在副中心招投标期间，我们提出了“人民城市”这个概念，以及做了一些相应的技术性安排。当时我们在探讨空间生产的资本化问题，如何从“空间生产的资本化”转向“空间生产的人民化”，要重新回到回应市民日常生产生活的真实需求，而不是简单遵循一种资本逻辑。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资本运作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城市问题的解决，它只是城市问题解决的助推器或者是一个前提，如果把资本运作的成功绝对化，当作城市建设项目的唯一标准，可能会忽略大量真实城市问题的存在。没过多久，中央已经开始关注“人民城市”的问题，而且副中心起步的时候，中国城市的资本化发展过程已接近尾声。
人民城市理念在副中心的多种场景和制度层面得以落地，包括建设数字共享、人民共创的智慧城市，搭建多级贯通的三维智慧信息平台、民意快速反应平台，如“接诉即办，未诉先办”，实际上是提升了民情社情的实时感知力和应对能力。还有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管理水平，比如家园中心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功能复合立体化。按照传统城市规划管理模式，如果要满足基层公共服务的需求，一项功能就需要对应一块土地，要按这种传统模式，家园中心是很难建成的。但是要把它复合立体化建设，最大的障碍不是技术，而是产权政策，过去我们是按地拆分，权属明确。现在一栋建筑里可能有八个投资单位，各做各的审计和产权清单结账。
所以，无论是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的建设还是家园中心的建设，最大的突破在于实现了从投资一直到产权确认，把这条封闭的财产链条实现了立体化，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其实是一个制度性突破的样板；包括复合性交通枢纽、综合管廊系统，也是通过制度性突破来达到节地、节材、绿色化等，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更新。
所以，真正的制度性创新和突破，为技术性创新和突破提供了基本前提和条件，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现在讲创新，包括科创文创，更核心的就是“制度性创新”。所以“人民城市”的建设理念在中国是有条件把它变成现实的，而一个资本主导下的社会很难讲能否实现；中国现在要走的就是，面对实实在在的市场，回应老百姓的真实需求，然后踏实往这个方向去做。
07 跨部门联动 推动治理模式跃迁
副中心建设过程中探索出的城市治理模式也值得推广。通州虽然是个区，但是它的治理跟其他的新城新区不太一样，它是由市级的党工委系统来主管，应该叫“提级治理”。副中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新城基地建设，里面有接近三分之二是建成区，这就涉及到既有城区的精细化改造，小到环境质量提升，大到传统老旧工业、仓储物流的迁移，以及产业的迭代升级，其实都是城市更新行为。
在这个区域的早期城市更新中，一个重要的做法是把发展规划跟综合性的国土空间规划、年度财政计划、土地供给计划进行绑定。如果两者脱节会带来一个大问题，就是有效供地问题。发展规划要建设某些新项目，但实际上这块地的状况可能非常杂乱，规划图上只是规定了技术通则性的指标，出入口、容积率、限高、密度等，并未真正了解地块本身的复杂情况。往往是发展规划确定后，要完成可供开发土地的周期会非常长，甚至是商务协议都签了，却发现仅完成地盘上的清理工作可能就需要三五年，这与产业发展的节奏完全不匹配。
所以，通州是比较早地多算好几本账，包括多元投资的账、政府公共投资的账、产权交易和清理的账目等，以确保纳入发展规划的项目能在约定时间内精准供给。这是在城市更新中做得较早的一件事情，实现了“基本账一起算”，打破了过去传统规划只算空间账，或脱离空间资源供给去算经济账的模式。我们老讲“多规合一”，其实最核心的是如何实现发展规划的战略作用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支撑保障作用能够合一。
副中心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它建立了一种跨部门的联合调度体制，规划并非单个部门的规划，而是综合各部门的专业性，一个可实施的规划体系需要跨部门协同，需要建立协同机构。北京最早设立了“工作专班制”，后来设立正式的协同机构。这套方法在规划体系改革过程中是比较有效的，能够避免工作拖沓，实现了在发展规划确定的前提下，调动不同部门资源，高效率地共同把这件事办成了。
中国的城市发展已进入区域协同时代，过去那种单体的城市竞争价值已经在下降。首先从发展层面讲，这已经不是一个城市的发展问题，而是一个区域性问题。第二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所有城市难点焦点问题的解决，其实已进入跨部门协同的时代。从规划体系建构角度看，已进入一个跨越规划边界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事业发展和市场环境营造，推进城市问题解决的时代。
08 深耕实践阵地 坚守“人民城市”建设
谈到副中心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未来图景，可以从“看得见”的几件事做一些展望。首先，副中心正以创新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这是一个城市繁荣的基本前提。如果按现在的路径坚持走下去，副中心将来可能培育出若干个百亿级、千亿级的产业集团，会变成北京市新经济的增长点。
新经济必然会带来新业态的培育，当传统的生产型工业逐渐被自动化、更高强度的机械化和智能化覆盖后，未来吸引到这里的人将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认为，中国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变为物质极大丰富的国家。从消费增长角度看，物质性消费潜力已经挖掘得差不多，可能还会有一些新东西推动物质性消费，但是更本质的是发展性消费，这部分消费跟整体国民素质提升以及人的精神生活有关，会给人带来更强的愉悦感、成就感以及对自身认知能力的提升等。这部分消费领域在中国的发展空间非常大，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要思考这些从业者所期待的城市物质环境、生活生产环境与空间秩序是什么？从专业研究角度看，我们要面对这些未来人群的真实需求去做相应的规划设计和城市治理。当然，现在正是一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目前出现的智慧化技术肯定会影响到城市未来的生活图景和规划建设。
其次，副中心的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和包容性也会有比较大的发展。前面已经讲过基础设施系统的超前性建设，为应对极端气候的适应性等打下了基础；还有一个是副中心的局域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和推进，比如三大文化建筑用的是一个局域性的能源供给站，完全是绿色化的。副中心建设较晚但具有一定超前性，对于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也更强，未来会出现大量此类局域性能源网络。所以，城市建设不必一次性锁定要采用的具体技术，而是要把空间预留出来，无论是各种线路还是建筑体量内部的预留空间，使其具备一定的包容性，以便随着技术进步不断补充新的内容。目前，从生态稳定性和基础设施的稳定性来看，副中心正在按照“千年之城”的目标进行规划建设，既为了应对大自然的长周期演变规律，也是为了给长周期的技术迭代预留出空间。
如果展望下一个十年，副中心在那个时候的规划人口规模基本可以达到当时的预期；所有的系统链接性工程基本都做完了，枢纽性工程能完整运转或进入满负荷运转状态；整个公共服务体系，如医疗、教育等基本上可以跟中心城拉平，但这需要有一个培育过程。总体而言，对于落实“人民城市”的建设理念，中国正在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
在副中心的十年规划建设中，清华同衡也发挥了自己的专业技术与智库优势。首先，北京城市副中心对于清华同衡是一个很好的实践阵地。这些年，我们一直强调基地建设与地方实践的融合、陪伴式成长、成为合格的城市合伙人等等一些实践理念，这些都是在长期实践当中积累下来的，我们不能跑来跑去，没有根据地，在技术通则的时代不需要根据地，是纯粹比拼技术能力，但现在是一个实实在在解决地方性问题的时代。
其次，要坚守清华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形成并坚持的核心传统与科研宗旨，就是要做“顶天立地”之事。“顶天”指面向国际学术前沿，致力于探索科学尖端、挑战前所未有的领域；“立地”强调扎根中国大地，积极服务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只有“立地”才能“顶天”，清华同衡需要不断从实践当中提升对国情、世情、民情的认知，进行总结提升，提出对各种相关政策务实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建议。所以，清华同衡这几年在这两个领域其实都有进展：一是积极地拓展新的工作基地和业务领域，二是踏实做好一系列的智库相关工作，对接清华大学的各领域智库平台。这既是清华精神的落脚点，也是同衡持续前行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清华同衡将继续在“顶天立地”的坐标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以持续的实践深耕与前瞻的智库思考，为服务国家发展与人民需求贡献清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