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2日，“气候韧性社区更新与协同治理国际学术论坛暨第七届清华社区规划与社会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尹稚作题为《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城市工作思路》的主旨报告。特此转载。
来源：“住房与社区规划专委会”微信公众号
今天我们的讨论聚焦于社区问题，但根据我多年的实践经验，应对极端气候、建立气候韧性，绝不仅仅是社区层面的事务，甚至不单是城市层面的事务，而是需要跨越更大区域，乃至流域尺度来系统思考的问题。因此，我想就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城市工作思路变革，分享一些看法。
01 洪涝灾害成因分析
近年来老百姓最切身感受的极端气候，是极端强对流天气带来的暴风雨及其引发的雨洪灾害。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已不胜枚举，无需赘述。在这种极端气候的影响下，降雨呈现出一些共性的新特征：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引发区域性洪水。从短时强降雨到持续数日的降水，其强度在理论计算上已严重超出城市传统管网排涝体系的设计标准。特别是特大暴雨引发的区域性洪水，往往超出了相应河道的设防标准。大量的灾害数据积累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如何认知这种极端情况下的降雨？其中既有尺度概念，也有时间概念。两小时的强降雨引发的积水问题，大致是城区级别的，通常可以通过提升管网排水能力和优化调度来解决。24小时的强降雨引发的内涝，其范围已超越一般城区，涉及城区周边的广大区域。而48小时以上的强降雨，本质上已是流域尺度的问题。以北京为例，其灾害以及向华北平原的延展，根源在于大海河流域的整体问题。应当看到，海河流域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未进行重大调整，相反，城市发展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流域的蓄洪能力。因此，如何通过区域性、流域性的系统调整来解决问题，已成为中央近两年考虑的核心。
02 发展历程与系统体系
成灾原因，包括雨水管网等基础设施的不足、区域性行洪通道的局限，以及更大尺度的工程安排。通过对广州、日本东京以及华北近年案例的数据整理，我们总结出不同时段下的灾害规律。我国在不同阶段的排水策略，也反映了问题的演变：改革开放初期，首要解决的是排水系统滞后问题；随后进入第二阶段，内涝问题凸显；接着是内涝加剧，洪涝问题开始并发。
近年来，国家在海绵城市建设上投入巨大。但这种投入与雨洪管理、洪涝灾害的减轻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正相关，是值得讨论的。海绵城市概念提出时，中国城市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淡水资源严重短缺。如何在咸淡水循环过程中，将更多淡水资源滞留在陆地，增加可利用的淡水总量，才是提出海绵城市概念的初衷。中国是陆地淡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正是在此背景下，为解决水资源管控问题才提出了海绵城市。可惜的是，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概念被无限放大，功能被过度夸大。许多曾遭受严重雨洪灾害的城市，投入数百亿用于海绵城市建设，却未能有效减少最终的成灾效应和降低生命财产损失。这背后存在空间尺度和维度的双重误区。简言之，海绵城市理念与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的雨洪防控策略并不一致。尽管近年来海绵城市实践在源头减排、径流控制、管道排放和蓄排并举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总体而言，它是在常规气候条件下应对水资源管控的有效手段，在极端气候条件下作用极为有限。
因此，面向新形势的洪涝排放系统建设，需要坚持有益做法，如低冲击开发理念下的海绵城市在源头减排上的作用；但更关键的是，要构建一个包含管网排水、内河（箱涵）排涝、区域河道行洪，以及与应急管理体制紧密衔接的综合体系。这与提升极端气候下的城市韧性息息相关。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不少人认为这些经验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甚至宣称在生态文明时代已不再需要它们。然而实践证明，这种思路是错误的。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大规模工程设施，依然是我们抵御严重洪涝问题的核心组成部分。当然，随着防控理念的深化，我们的思考也在不断拓展，从单一工程设施到上下游协同治理，再到工程设施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的应急系统建设，跨界协同的领域正持续扩大。
03 新形势下应对策略
清华同衡的同事们全面参与了海河流域“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涿州的灾后重建全过程。我想以此为例，让大家联想到一部著名的纪录片——《空中浩劫》。民航飞行安全是用一次次空难的血泪教训换来的。这部纪录片最宝贵之处在于，它对每一次空难进行从源头到灾害形成的精准、细致、全流程的回溯分析，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非简单地处理几个人就能解决问题的。
在海河流域洪水暴发后，涿州的灾后重建过程中，我们对问题的成因、源头、灾害形成全过程以及最终应对策略，进行了极其详细的分析。这涉及数千个节点的排查，对其中三百多个问题节点进行了精准识别与判断，涵盖了工程设施本身，也包括监测、预警、分级响应和应急措施中暴露的短板。这种精准的灾害复原与回溯，为我们应对极端气候条件下城市建设与韧性提升的新课题，提供了大量极具价值的信息。
近两年，我们强调“平急两用”的防灾减灾体系建设。这不仅包括大量平时设施在设计标准与手法上的“平急两用”转变，也包括公共空间在极端条件下再利用的可能。它不仅涉及具体应用场景的工程部分，更重要的是建立高度跨部门的管理协同机制。
04 极端气候变化城市工作方法论变革
在此背景下，城市应对极端气候的工作，已超越传统以工程措施为主的手段。在工程设施基础上，开展基于精准识别的分级响应，构建应急管理体系，弥补极端气候、强降雨下工程设施的不足，已成为未来城市工作的一个核心方向。我们的工程设施不可能按“五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标准无限提高，这既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经济上也不合理。因此，必须拓展思维、重构知识框架。我们既要有基层视角，也要在国家、流域、区域、城市等不同尺度上寻找合理的应对策略。同时，要打破固有知识图谱，拓展相关领域。如前所述，这涉及至少七八个国家级管理部门，以及十几种相关的一级学科。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知识重构，重新构建自身的知识圈，或者说是专家团队的“朋友圈”。
在任何极端气候事件面前，城市工作永远无法实现完美主义。工作中必然面对大量已知与未知的“黑白噪声”。唯有对这些“噪声”进行精准识别，判断其成因与流程，才能使我们采取的措施与策略更具针对性。同时，要打破静态的封闭系统，以动态、开放的心态看待极端气候及其衍生问题。
我们不仅面临国土空间规划自身的变革，更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极端气候的形成，包括碳排放增加，与人类活动的确切关系，以及它和地球长期气候演进的关联，在科学上仍是可以继续探讨的课题。然而对城市工作而言，我们必须承担并应对其结果。在这一结果面前，我们思考的核心是：如何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安全、更具韧性？我们面对的是双重变革、双向冲击的叠加。因此，城市工作的方法论，需要以历史的、开放的、逆向回溯的思维，去寻找问题的本质，正确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才是我们面向未来，能够迈出实质性解决问题步伐的第一步。
*根据现场报告整理，稿件已经专家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