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循环经济发展作出系列部署。中宏网就此专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专家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刘建国，推出2篇特别报道。特此转载。
来源：中宏网
文字：中宏网记者 吕丽明
首钢园。图源：中宏网
作为我国出台的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五年专项规划，《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立足多年发展积淀，进一步健全完善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体系，为新阶段产业绿色转型、资源高效利用擘画发展框架。
站在全新五年发展起点，《规划》释放了我国循环经济领域怎样的发展信号？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情况如何？面临哪些挑战？未来五年，循环经济产业将迎来哪些结构性变化？对于产业赛道而言，行业、企业有哪些发展新机遇？循环经济产业产值实现从5万亿到8万亿增长的实操路径是什么？
围绕这些循环经济发展核心问题，中宏网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秀钟书院副院长、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深度解读《规划》，把脉循环经济“十五五”时期发展路径、发力重点与发展新风口。
刘建国：循环经济在新发展阶段承担更重要的战略使命
Q1 中宏网记者：迈入“十五五”新发展阶段，您如何看待现阶段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整体情况，以及当前面临的资源安全、“双碳”转型双重背景下的发展阶段性特征？
刘建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循环经济持续深化发展的五年，整体实现了规模增长与体系完善的同步推进，但也面临着发展质量不高、新旧矛盾叠加的现实挑战。
从成就来看，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资源保障能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与制度体系逐步完善：2025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12年提高约7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实现大幅下降，全社会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迈上新台阶。2025年主要再生资源年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其中废钢铁、废有色金属为生产环节提供原料的占比分别达到27%和30%，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超过60%，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成为缓解原生资源供给压力、降低资源利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重要支撑。2025年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覆盖回收、拆解、加工、再制造等环节的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顶层设计持续深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到连续多轮五年规划的部署，生产者责任延伸、“无废城市”建设等制度实践不断落地，为行业发展构建了基础制度框架。
从挑战来看，一是当前我国资源高效高值利用水平依然偏低：重点行业资源产出效率仍有提升空间，单位GDP能耗、水耗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高端再生材料大多降级利用，铜、铝等大宗金属再生利用仍以中低端资源化为主，稀有金属分选精度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品质要求，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产品附加值普遍偏低，市场空间越来越有限。
二是回收体系与产业链协同性不足：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尚未完全摆脱因陋就简的业态，规范化程度不高，回收设施用地保障不足，战略金属、新兴产业固废缺乏专业回收渠道，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紧密，尚未形成跨行业的绿色供应链运营模式，回收端供给与生产端需求适配性偏弱，低值可回收物规模化、规范化回收利用模式尚不成熟。
三是新旧固废叠加利用压力持续攀升：我国每年产生固体废物超过110亿吨、历年堆存工业固体废物约300亿吨，利用增量、消化存量的压力巨大，与此同时，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机叶片等“新三样”固废即将进入规模化退役期，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下新兴品类固废持续涌现，末端处置成本与环境压力同步加大。
四是技术与服务支撑能力有待加强：智能分选、精细拆解、高端再制造等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仍有短板，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应用程度不高，循环经济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缺乏物流、金融、数字化等高水平专业服务，难以支撑产业向高端化升级。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也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期，循环经济发展正呈现出以下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循环经济的定位已从传统的固废处理、环保配套举措，上升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核心抓手。在全球资源供应链不确定性加剧、国内主要资源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循环经济不再是“环保补充项”，而是关乎发展安全与转型成败的“战略必选项”，被纳入国民经济循环全局进行统筹部署。
二是循环经济发展阶段从“量的扩张”走向“质的提升”，发展重心从“扩大产能、提高利用率”的数量型增长，转向“全链条闭环、高值化利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质量型升级，目标是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从5万亿元向8万亿元迈进，同时实现产业能级的整体跃升。
三是治理边界从单一品类治理转向全生命周期全品类管控，治理范围从传统的大宗工业固废、“城市矿产”，拓展到“新三样”固废、新兴废弃物等全品类覆盖；治理环节从末端的回收利用，向前延伸至源头绿色设计、清洁生产，向后延伸至再生产品应用、绿色消费，形成“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再利用”的全生命周期闭环。
四是产业形态从粗放分散业态转向规模化专业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行业发展逐步摆脱“小散乱污低”的作坊模式，向规模化、专业化、智能化转型，通过产能调控与布局优化，培育骨干企业，提升行业集中度，同时推动循环经济向“制造+服务”融合转型，智能分选装备、高端再制造、第三方专业化服务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五是循环经济成为资源安全与“双碳”目标的交汇点：一方面，再生资源替代原生矿产，能够降低关键资源对外依存度，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另一方面，资源循环利用可显著减少矿产开采、初级加工环节的碳排放，成为工业领域减碳的重要路径，循环经济从单一环境效益向“资源-碳-经济”多重效益协同转变。
总体而言，《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是基于上述发展基础与阶段性特征作出的系统部署，其核心是通过全链条治理与产业升级，推动循环经济在新发展阶段承担起更重要的战略使命。
Q2 中宏网记者：《规划》明确，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您认为这一目标的设定有怎样的考量？实现该指标将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刘建国：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是《规划》中对大宗固废领域的核心量化指标，其设定并非单纯的规模扩张，而是基于我国发展基础、战略需求与阶段特征综合测算的结果，兼具战略引领性与落地可行性。
从“十四五”发展基础看，2025年我国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已超过60%，年综合利用规模已接近42亿吨量级，以此为基数，到2030年达到45亿吨，年均增速约1.4%，属于温和可控增长区间。这一增速也与前述“十五五”循环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走向“质的提升”的转型特征相匹配，说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不再一味追求利用率的迅速提升，而是要在巩固成熟品类大宗工业固废利用规模的基础上，重点挖掘磷石膏、赤泥、难选尾矿等短板品类的利用潜力，目标设定兼顾了发展连续性与现实承载能力。同时，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是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核心组成板块，45亿吨的利用规模也是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能够带动环保装备、绿色建材、技术服务等上下游产业发展，培育绿色经济新增长点，同时推动煤炭、冶金、建材等传统产业绿色转型。
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的目标整体可达，但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克服诸多结构性、深层次矛盾，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是品类利用严重失衡，短板品类攻坚难度大：我国大宗固废涵盖煤矸石、粉煤灰、尾矿、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建筑垃圾、农作物秸秆七大品类，内部利用水平分化显著，秸秆、粉煤灰、煤矸石等成熟品类利用率已处高位，受市场空间限制，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磷石膏、赤泥、难选尾矿等品类因成分复杂、利用技术不成熟、处理成本高，利用率长期偏低，是拉动整体规模提升的主要瓶颈，这类固废往往集中在特定产业集群，技术突破和产业培育周期长，短期内难以快速放量。
二是区域供需错配，运输半径制约规模扩张：我国大宗固废产地高度集中在中西部能源、矿产大省如内蒙古、山西等，而建材、工程建设等消纳市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与人口密集地区。由于大宗固废单位价值低、运输成本占比高，经济运输半径通常不超过300公里，导致“产废大省消纳不足、需求地区原料缺口”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跨区域调配经济性差，全域资源配置效率偏低，难以通过全国统筹快速提升利用规模。
三是高值化利用水平偏低，市场内生动力不足：当前我国大宗固废利用仍以低端路径为主，多数用于路基填充、低档建材生产等场景，产品附加值薄、盈利空间窄，大量项目依赖政策补贴维持运营，而尾矿有价组分高效提取、固废制备高端功能材料等高值化技术，仍处于攻关或示范阶段，规模化应用成本高、落地难，且存在二次固废或遗留问题较多等问题，企业主动投资扩产的市场动力不足。若无法突破高值化瓶颈，单纯扩大低端利用规模的模式难以持续，也容易引发产能过剩风险。
四是存量包袱与新增压力叠加，治理任务繁重：我国大宗固废历史累计堆存量已超600亿吨，且每年仍有大量新增固废未能实现利用而持续堆存，“十五五”时期既要有序消纳历史存量，又要应对城镇化、工业发展带来的新增固废增长，同时新能源矿产开发（锂、稀土等）还将带来新增尾矿等固废，增量与存量双重压力叠加，对利用产能、处置能力和治理效率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五是标准政策体系不完善，落地保障存在堵点：再生产品应用标准不健全，部分再生建材、再生骨料缺乏统一的工程应用规范与质量分级标准，下游建设单位存在“不敢用、不愿用”的顾虑，市场渠道不畅；激励政策落地门槛高，综合利用税收优惠、用地保障等政策存在认定流程复杂、指标紧张等问题，大量中小微企业难以享受到政策红利；统计核算体系不统一，不同部门、地区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不利于目标的层级分解与考核落实。
整体而言，45亿吨目标的实现核心不在于单纯扩大低端利用规模，而在于通过技术突破、模式创新与政策完善，破解品类短板、区域错配、价值偏低等深层矛盾，切实推动大宗固废利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型。
Q3 中宏网记者：业内普遍认为《规划》最大特点之一是强化全链条统筹推进循环经济，区别于以往侧重末端资源化治理的思路，您如何解读此次规划提出的“全链条发展”内涵？该模式将带来哪些转变？
刘建国：《规划》提出的全链条发展，本质是运用系统观念打破以往“重末端、轻源头”的路径依赖，将循环经济的治理边界从传统的“废弃物末端资源化”，拓展至产品全生命周期、产业全环节、治理全维度的一体化统筹，是对“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三大原则的全流程落地，其核心内涵可从四个维度解读：
一是生命周期全贯通，从“末端处置”转向“全流程循环”。这是全链条最核心的特征，即构建覆盖“绿色设计-清洁生产-绿色消费-规范回收-现代化再生-产品应用”的完整生命周期闭环。向前延伸，从产品设计阶段推行绿色设计、易拆解设计，生产环节推行清洁生产、原辅料替代，从根源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废弃物产生，而非仅在废弃物产生后被动处置；向后延伸，打通再生产品的下游应用通道，扩大再生材料在工业制造、工程建设、消费品中的应用比例，真正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完整循环。这一特征对应《规划》中“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三大核心任务，是循环经济理念从原则走向全流程落地的标志。
二是重点品类全覆盖，从“传统品类为主”转向“新老品类统筹兼顾”。针对不同品类的产业特性与发展阶段，分类构建专业化闭环体系。对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轮胎等传统“城市矿产”，在现有产业基础上畅通回收-加工-应用全链条，重点提升规范化、规模化与高值化水平；对大宗工业固废、农业秸秆、建筑垃圾等品类，构建“产废-消纳-工程应用”的区域协同链条，破解供需空间错配的行业难题；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机叶片等“新三样”固废，以及算力设施废弃物等新兴品类固废，针对性补齐回收网络、拆解技术、高值化利用、再生材料应用的全链条短板，搭建专业化闭环回收体系，提前应对新兴产业规模化退役潮的挑战。
三是产业升级全维度，从“单点产能扩张”转向“生态产业培育”。围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从布局优化、技术研发、行业监管、服务培育四个维度全面发力，推动产业从分散的“处理环节”向完整的“产业生态”升级。上游优化产能布局，建立产能预警与调控机制，避免低端产能盲目扩张、同质化竞争；中游攻关智能分选、精细拆解、高端再制造等关键共性技术，提升装备智能化水平；下游培育循环经济服务业，推动产业向“制造+服务”融合转型，发展第三方综合解决方案、数字化溯源、绿色供应链管理等新业态，培育循环经济领域新质生产力。
四是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从“分段管理部门分割”转向“全流程多主体责任协同”。制度层面强化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压实生产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环境责任，推动品牌企业深度参与回收、再生环节。监管层面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机制，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废弃物全流程溯源管控。主体层面打通政府、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的协同渠道，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责、公众参与的全链条治理格局。
循环经济“十五五”蓝图落地 专家详解未来五年产业发展新风口
01 循环经济产业将迎来结构性变革
《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对此，刘建国表示，未来五年，在政策体系完善、市场需求升级、技术突破加速的三重驱动下，我国循环经济产业将从“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期”进入“质量提升的结构升级期”，迎来结构性变革。
产业结构从“低端资源化主导”向“高值制造+专业服务”升级。之前循环利用产业以低端分选、初级资源化为主，产品附加值低、盈利薄弱。未来五年产业结构将向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制造端，低端原料加工占比持续下降，食品级再生塑料、航空级再生金属、动力电池正极直接再生、高端再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占比快速提升，产业从“卖废品、卖原料”转向“卖高端材料、卖功能产品”；在服务端，循环经济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增长极，第三方生产者责任延伸（EPR）服务、绿色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溯源、综合解决方案等专业服务快速发展，产业从单一“制造属性”向“制造+服务”融合转型。
市场格局从“小散乱污低”向“集中化、园区化、现代化”演进。在环保合规趋严、规模效应凸显的背景下，中小微不规范主体逐步出清，龙头企业通过跨区域整合、全链条布局扩大市场份额，培育出一批具备全产业链运营能力的领军企业，产业集中度将显著提升。回收、拆解、深加工、应用各环节的壁垒逐步打通，上下游企业从零散交易转向长期战略合作，绿色供应链模式逐步普及，供需适配、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将逐步形成。循环经济产业园将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通过多品类协同处置、基础设施共享、上下游联动降低运营成本，推动产业从分散布局向集聚化、规范化发展。
盈利模式从“政策补贴依赖”向“政策+市场双轮驱动”切换。之前循环利用产业发展高度依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托举，内生动力不足，未来五年市场驱动力量将持续增强，政策重心从直接补贴项目建设转向构建规则体系，比如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出台再生材料强制应用比例、建立碳减排变现机制，通过制度设计创造稳定市场需求。同时，随着原生资源价格上涨、碳成本逐步显性化、下游品牌企业绿色供应链需求提升，再生材料的性价比优势将逐步凸显，企业主动开展循环利用的动力显著增强，市场端内生动力将被加快激活。
治理模式从“分段管理末端监管”向“全生命周期闭环管控”升级。监管边界将向全流程延伸，从以往聚焦末端处置环节的环保执法，延伸至产品设计、生产、流通、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全面落地，生产企业的全链条环境责任进一步压实。监管手段向数字化升级，依托全品类废弃物溯源体系，实现废物流向、数量、品质的全流程可追溯，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逐步完善，监管精准度与效率大幅提升。
同时，刘建国指出，资源循环、生态保护、绿色低碳三者并非独立目标，而是相互赋能、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资源循环是核心载体，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原生资源消耗与废弃物排放，同步实现生态保护与碳减排；生态保护是刚性约束，划定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的生态边界，倒逼生产生活方式向循环模式转型；绿色低碳是价值导向，为循环经济的环境效益提供量化变现渠道，强化市场内生激励。《规划》以系统观念打破以往三者政策碎片化、推进不同步的问题，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构建全维度协同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从顶层设计上实现了三者的衔接融合。在目标设置上，将“主要资源产出率提升16%”“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量45亿吨”等资源循环指标，与工业减碳、生态环境改善目标统筹设置，所有核心任务同时兼顾资源效率、生态保护、碳减排三重效益，不再单一考核末端利用规模。将循环经济项目统一纳入绿色金融、生态补偿、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范围，实现政策红利叠加释放，避免多头申报、标准不一的制度成本。
以全链条发展模式为抓手，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同时实现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碳减排的协同增效。在源头减量化环节，推行绿色设计、清洁生产、原辅料替代，从根源降低资源开采强度与生产过程污染物排放，这既直接减少矿产开发、林木砍伐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又大幅降低原料开采、初级加工环节的碳排放，是三者协同的最优路径。
在过程资源化环节，推动大宗固废、再生资源、农业废弃物的规模化循环利用，一方面替代原生矿产与建材原料，减少矿山开采、砂石开挖的生态占地与植被破坏，另一方面，再生金属、再生建材相比原生生产流程可减少60%-90%的碳排放，是工业领域减碳的核心抓手。在末端再生利用环节，打通再生产品下游应用通道，推动再生材料规模化替代原生材料，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持续循环，持续降低经济发展对原生资源的依赖与生态环境压力。
系统性打通了三者的价值转化渠道，让循环经济从“环保成本项”转向“综合收益项”，强化产业内生动力。《规划》明确支持将典型循环经济行为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和碳普惠体系，推动形成“谁循环、谁减碳、谁受益”的机制。企业通过资源循环产生的碳减排量可直接交易变现，将生态环境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规模化再生资源替代高价原生矿产，直接降低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同时减少固废堆存、填埋的处置费用与生态修复投入。推动大宗固废回填矿山、生态修复等应用场景，将固废利用与矿山生态治理、土地复垦相结合，实现生态修复成本降低与固废消纳的双向共赢，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路径。
针对重点领域设置专项攻坚任务，以点带面推动目标同步实现。针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机叶片等“新三样”固废退役潮，构建全链条回收利用体系，既回收锂、钴、硅等战略金属，保障资源安全，又避免有害组分渗漏，污染土壤水体，还通过再生材料替代原生材料大幅减碳。针对大宗固废，推动尾矿、煤矸石等大宗固废用于矿山回填、土地复垦、生态修复，既消纳历史堆存固废，又修复矿山生态环境，同时替代原生建材减少碳排放。在农业循环领域，推进秸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发展种养循环农业，既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村生态，还实现农业农村领域减碳。
02 循环经济产业将迎六大发展机遇
循环经济产业结构性变革的同时，新发展机遇接踵而来。刘建国鲜明地指出，伴随结构性变革，“十五五”时期循环经济产业将迎来六大新发展机遇。
“新三样”固废体系化回收利用。“十五五”时期我国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将进入首个规模化退役潮，是产业增量最确定的赛道。当前该领域回收网络、拆解技术、高值化利用均存在明显短板，《规划》专门设置专项任务补齐体系，从回收网络建设、规范化处置、高值化技术到再生材料应用全链条均有巨大市场空间，尤其是动力电池直接再生、光伏组件高纯硅回收、风机叶片复合材料回收等细分环节技术壁垒高、盈利空间大。
高端再生材料规模化生产。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高端再生材料的需求持续攀升，而当前我国高端再生材料供给不足，大量依赖进口或原生材料。《规划》明确提出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提升高值化利用水平，食品接触级再生塑料、高纯再生铝/铜、动力电池级再生锂钴镍、电子级再生硅等高端再生材料将迎来进口替代机遇，同时下游汽车、电子、包装等行业绿色供应链建设也将持续释放高端再生材料需求。
再制造产业高端化升级。一方面，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等传统再制造领域将向高端化、规模化升级，提升修复精度与产品可靠性；另一方面，航空发动机、工业机器人、高端医疗设备等新兴领域再制造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空间广阔，无损检测、增材制造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将持续释放行业潜力。
循环经济服务业快速发展。循环经济产业向高端化升级的过程中，专业服务的缺口持续放大，包括为品牌企业提供履行生产者延伸责任的第三方服务、基于产业互联网的固废供需对接与溯源服务、绿色供应链认证与管理服务、循环经济项目碳减排核算与交易服务等。
智能装备与关键技术创新。产业提质升级对技术装备提出了更高要求，核心技术装备国产化与智能化是重要机遇。包括AI智能分选装备、精细自动化拆解生产线、废塑料化学回收装备、动力电池直接再生技术、稀贵金属高效提取技术等。《规划》明确提出加强资源循环利用重大技术装备科技攻关，叠加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支持，技术装备领域将迎来持续的研发与产业化机遇。
碳交易与绿色金融利好。随着循环经济纳入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以及绿色金融对循环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循环经济项目将新增碳收益、绿色融资等价值变现渠道。具备标准化、可量化碳减排效益的循环经济项目，可通过开发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项目获得额外收益；同时绿色信贷、绿色债券、ESG投资等资金将持续向循环经济领域倾斜，为优质企业提供更低成本的融资支持。
03 5年实现3万亿增量实操路径
截至2025年，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已达5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已基本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覆盖回收、拆解、加工、再制造的资源循环利用全链条产业体系，再生资源回收总量、大宗固废利用规模均居全球前列，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AI智能分选、动力电池湿法冶炼、废塑料物理回收等技术已实现产业化应用。
“按品类主要包括较为成熟但亟需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以及快速增长、广受关注的新兴固废回收利用，还有智能分选装备、高端再制造、数字化溯源监管、第三方服务等支撑产业，但是存在价值层级整体偏低、产业集中度与规范化不足、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性不足、区域供需错配明显等突出问题，整体处于‘规模持续扩张、结构加速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刘建国说。
刘建国强调，从5万亿到8万亿，五年间3万亿增量既需要传统品类巩固规模，更依赖新兴赛道扩容、高值化升级和支撑服务业增值。并从技术创新、市场培育、政策支撑、产业链建设四个维度，分别提出行业与企业层面的实操路径。
技术创新方面，要全力支撑循环利用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升级”。行业层面，组建共性关键技术攻关联盟，针对磷石膏、赤泥、难选尾矿等难利用固废，以及废塑料化学回收、光伏组件高纯硅再生、风机叶片复合材料回收、动力电池直接再生等“卡脖子”技术，由行业协会牵头，联合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集中突破关键共性技术，降低企业单独研发的成本与风险。建立技术推广与标准配套机制，定期发布先进适用技术目录，筛选成熟技术建设国家级示范工程，推动规模化落地，同步制定再生产品质量标准、检测方法与应用规范，为高值化产品进入市场提供标准保障，打通“技术突破-产品认证-市场应用”的转化通道。行业层面统一建设废弃物溯源、交易、管理的数字化标准，推广AI辅助分选、智能仓储、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提升全行业的数字化运营水平。企业层面，龙头企业布局前沿高值转化技术：聚焦细分领域的技术制高点，比如食品级再生塑料、航空级再生金属、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直接修复、固废制备高端功能材料等方向，建立企业技术中心，通过技术壁垒形成产品溢价，抢占高端市场。中小企业聚焦工艺升级降本增效，重点通过装备升级提升利用效率与再生产品品质，降低人工成本、环保风险与质量风险。
市场培育方面，要着力破解“产品卖不出、市场不敢用”的堵点问题。行业层面，推动再生产品强制应用与场景拓展，推动住建、工信等部门出台再生材料应用细则，明确市政工程、公共建筑、政府采购中再生骨料、再生建材、再生塑料的最低使用比例；推动汽车、家电、包装等行业建立再生原料使用比例目标，打开下游规模化应用通道。推行全国统一的再生产品绿色认证标识，规范产品质量分级，提升市场认可度与产品附加值，打消下游企业“不敢用、不愿用”的顾虑。由行业协会组织跨产业供需对接会，打通产废企业、资源化企业、下游制造企业的信息壁垒，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需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层面，向下游延伸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摆脱“卖原料”的低端模式，根据下游需求开发定制化再生产品，比如从普通再生塑料升级为改性再生塑料、食品接触级再生塑料，从再生骨料升级为透水砖、预制构件等成品建材，通过深加工提升产品溢价。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下游需求集中的区域，布局再生材料深加工基地，缩短运输半径，精准匹配下游客户需求，同时规避大宗固废跨区域运输的成本劣势。创新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商业服务模式，政府搭台定标，下游回收与再生企业为上游品牌企业提供“定制回收-合规处理-高值再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探索“以旧换新+回收利用”联动模式，绑定终端消费场景拓展回收渠道，增加服务性收入。
政策支撑方面，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确立的制度红利，优化循环产业发展环境。行业层面，推动政策细则落地见效，由行业协会牵头梳理企业政策诉求，向发改、生态环境、税务等部门反馈行业痛点，推动综合利用税收优惠、用地保障、低值可回收物补贴等政策出台实操细则，简化认定流程，降低企业享受政策的门槛。强化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行业主管部门和协会组织企业配合监管部门打击非法拆解、偷排漏排、虚假申报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行业统计口径，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避免“劣币驱逐良币”。争取新兴赛道定向政策支持，针对“新三样”固废、循环经济服务业等新兴领域，推动设立专项发展基金、给予电价优惠、纳入绿色金融支持目录，定向扶持短板领域发展。企业层面，建立政策跟踪机制，全面梳理国家、省、市三级循环经济专项政策，积极申报资源综合利用示范企业、绿色工厂、专精特新、无废城市项目等资质，争取财政补贴、增值税即征即退、企业所得税减免、绿色低息贷款等政策支持。完善环保、安全、财务、统计台账，确保固废产生、回收、利用全流程可追溯，满足政策认定的硬性条件，避免因合规不规范错失政策红利。龙头企业积极加入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政策咨询专家组，主动参与行业标准、规划文件的起草工作，合理反映企业诉求，争取更有利的制度环境。
产业链建设方面，从孤立碎片化转向协同一体化。行业层面，推动产业集聚化与园区化，在固废产出集中区、下游需求集中区布局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引导回收、拆解、深加工、装备制造、配套服务企业集聚，实现基础设施共享、废弃物协同处置、产业链上下游联动，降低整体运营成本。推动地级以上城市建设标准化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完善社区回收网点布局，同时针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新兴固废品类，推动建立覆盖城乡的专业回收网络，解决“回收难、流向乱”的问题。搭建区域性或全国性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互联网平台，整合固废供需、物流、检测、金融等服务，实现废弃物全生命周期溯源与交易撮合，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企业层面，龙头企业牵头打造全链条闭环生态，向上整合回收渠道，向下延伸深加工与终端应用，构建“回收网络-分拣拆解-精深加工-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通过垂直整合提升盈利空间与产业链控制力，打造行业标杆。中小企业走专业化分工路线，聚焦细分环节做精做专，避免盲目全链条扩张，比如专注于某一类固废的分选、某一类零部件的再制造、某一区域的回收网络运营，主动融入龙头企业的产业链生态，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稳定发展。回收再生企业主动与上游产废企业、下游应用企业建立长期合作，比如冶金企业与建材企业协同消纳冶炼渣，新能源车企与回收企业共建动力电池回收体系，通过绑定供需两端稳定原料来源与产品销路，降低市场波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