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战略首次有了“牙齿”

2019.07.31
作者:

杨军,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健康城市研究中心城市生态与健康研究室主任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家层面上也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文件。从指导思想而言,这两份文件进一步奠定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卫生政策基础,提出了健康中国建设规划新的蓝图。这是对2016年《健康中国2030纲要》的重要补充。而从政策的落地来看,这次的文件首次明确了责任的主体和推动的策略。

在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含有26个指标的考核指标框架,并提出要将主要健康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绩效考核指标。这个考核方案的提出,将极大地改变现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局面。这些考核指标都是针对当前中国人群的主要疾病负担,影响因素复杂,根源于社会和环境的各个方面,无法采取靠政府动员、短时突击的方式来实现显著提升。这必然要倒逼各级领导在环境、教育、经济和医疗卫生等多个方面采取长期的、综合的措施,来切实地提升人民的健康状况。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健康中国战略首次有了“牙齿”,有了制度的保障,不再是一个口号。



白玉琪,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健康城市研究中心健康城市数据科学研究室主任


这次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以及配套文件,非常深入细致地描绘了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各司其职,齐头并进,共同实现健康中国的美好前景。期待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可以进一步明确、固化,建立常态化的管理和推进机制。此外,建议重视基于大数据的评估监管策略,吸引社会化大数据企业,以提供专业的评估服务的方式,主动参与健康中国行动。


蔡闻佳,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健康城市研究中心城市经济与健康研究室主任


此次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还配套印发了《关于应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的通知》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并成立了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首次对健康中国建设的组织、监测和考核做出具体安排。这是对习近平主席2016年提出的“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等思想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细化落实。

我想提的一点建议是进一步提升健康环境促进行动在所有15项重大行动中的重要性及其内容的丰富度。正如《行动》中提到,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占到17%。具体到中国而言,空气污染已成为中国过早死亡人数的第四大风险因素,其他环节风险也正在威胁中国人民的健康。而如果我们看《健康中国行动主要指标》,却会发现“(六)健康环境促进行动”中仅有“结果性指标”和“个人和社会倡导性指标”,缺乏其他部分普遍有的“政府工作指标”;即使在已有的两部分指标中,仅提及“饮用水水质达标需持续改善”“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和提倡垃圾分类、防治室内空气污染、防御自然灾害和提升自我健康保护意识,总体上难免有避重就轻之嫌。事实上,在环境保护领域,我们国家近几年也密集出台了诸多打赢环保攻坚战的行动方案。如果能在行动中把这部分政府工作指标给予更多的体现、明确负责的政府部门、提升其内容丰富度,就能把我国对环境健康的重视充分突显出来,也能够更好地体现我国在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对部门协调、通力合作所做的努力。

健康环境之于人,正如清洁的水之于鱼,是保证人民群众不生病、少生病的关键,也是解决我国当前健康问题的关键。这一点很难通过普通民众的自身行为调整得到改变,这也正是需要政府干预和管控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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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死亡人数的风险因素归因

注:此图引自《柳叶刀 》微信公众号6月27日内容,原始数据来自于2019年底发布于《柳叶刀》的2017年中国疾病负担研究

梁璐,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访问助理教授,清华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健康城市研究中心健康监测技术研究室研究员


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提出了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同时明确了为达到2022年和2030年的总体目标,需要实施的15项专项行动。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在第一板块“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中,除了大家比较熟知,科普程度较高的合理膳食,全民健身,控烟,和心理健康外,“实施健康知识普及行动”被排在了第一位,“实施健康环境促进行动”也赫然在列。这两类行动是目前中国推行力度还不够,实施难度较大,但亟需解决的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健康常识教育普及率还很低,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4.18%,意味着目前我国个人获取并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的人口比例仅为14.18%。事实上,我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时间并不长,在人民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情况下,是无暇顾及其它。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有了显著的提高,健康普及却没有相应地跟上。举个例子,农村地区很多科普知识是靠在墙上写大红标语。二十前就是吸烟有害健康,少生优生,而现在很多南方的农村依然是这些,但当地居民对一些主要的传染病和慢性病防范的知识获取却很不到位。例如,中国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高发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家禽后院散养、各类售卖和宰杀活禽市场,导致病毒很容易就从禽类传染到人身上。现在的防范措施基本是哪个地方发现病例,就去关闭当地的活禽市场并大批量宰杀鸡鸭,但居民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防御培训。如果我们能在疾病高发季节,发放相应的宣传手册和标语,相信情况会有所改观。

如果说个人健康普及大幅落后,那意见中提到的“向公众、家庭、单位普及环境与健康相关的防护和应对知识”的推广程度则更低。很多居民并不很清楚“健康与环境”这一概念。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环境造成的健康威胁有空气污染,噪音,废水废物等。这些是我们周边的环境。但对于一些较“遥远”的环境,它们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则很陌生。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距离北京约200公里的内蒙古沙地前沿,是种树还是保持沙地原样,直接决定了北京的春季需要经历多少沙尘天。再用禽流感来说说,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主要存储在野鸭身上,家禽自发的概率其实并不高,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禽流感发病率居高不下呢?野鸭的主要居住地在湿地,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湿地被填埋成农田甚至水泥地,这些野禽丧失了居住地。迫于生计压力,它们会来到家禽出没的后院或农田觅食,这极大地增加了病毒的传播概率。因此,一些重要鸟类栖息湿地环境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全球禽流感病毒的传播力度。

那解决办法有吗?当然。中国并不缺健康普及的资源和决心,需要补充和加强的是公众和政府的互相配合。过去我们健康普及的手段大多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和学校单位的宣传,来进行信息的传递。这种方法十分简便,传播面广,但受众主要是被动接收,主动性较低。我认为这里面可以进行革新。一来,我们需要将科普需求从“能给什么”转变为“想要什么”。例如,我国网民规模已达8.29亿,普及率近6成,通过公众的搜索行为,来推送相关的健康知识,其长期效果会很明显。二来,可以将科普变得互动,让公众在参与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吸收和转换。例如,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和健康城市研究中心在推行一项名为“雾霾特工”的行动,邀请公众志愿者参与个体的环境与健康监测,协助完成一系列科研任务。在他们的参与过程中,我们会不断汇报科研成果,也会根据大家的反馈调整实验方案和目标。而公众,作为这个项目的一份子,也会加深他们对这一领域的理解。这个项目的社会效应也是很明显的。短短一周内,各渠道总点击量近2万次,其中756人填写了报名问卷。2018年12月21日,苏州“雾霾特工”招募计划启动,累计点击量突破1.2万次,前后约800人报名参与。如果有更多类似的活动能推向大众,相信其蝴蝶效应会更显著。

可以说,这份意见提出的时间非常恰当,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升,人民健康意识也在升高的时期。15项行动相辅相成,从干预、维护和防控三方面入手,相信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道路上正确且有效的指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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